更申论之：假令去其重赘，但云“辩，争也”，此文亦只可见于经训，而不容见于《墨辩》。所以者何？以《墨辩》下义，多为界说，而未有为直训者也。训诂之术，略有三途：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凡《说文》用声训者，率多此类）。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斋之为言齐也；祭者，察也，古传记抑或以此说经，其后渐少）；其在墨辩者，则专用界说，而直训与语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几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说者也。点线面体，必明其量，而不可径以直训施之。假如云，“线，索也”，“面，幂也”，于经说亦非不可，于几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为例，虽举一“争”字以说“辩”义，在墨辞犹且不可，而况“争彼”之重赘者欤？
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为多。诸以同义之字为直训者，在吾之为诸子音义则可，谓诸子自有其文则不可。
前书剖析未莹，故今复申明如此，请以质之适之。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非求胜于适之也。兄炳麟白11月15日
章太炎虽然“非求胜于适之”，可是胡适还是不放过，他又写了第二封信：
行严先生：
那天晚上，得闻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论，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读太炎先生给先生的信。信中所说，虽已于那天晚上讨论过了，但为《新闻报》的读者计，想把那晚对太炎先生说的话写出来，请先生代为发表，并请两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
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功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二语，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当读“他”。王闿运虽校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愿回到《墨辩》“辩争彼也”一条，但太炎先生既两次说我解释此条不当，谓为语、谓为重赘，我不得不申辩几句。
《经说上》原文为三条：
攸，不可两不可也。
辩，争彼也。
辩胜，当也。
《经说上》云：
彼，凡牛枢非牛，两也，非以非也。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攸字吴钞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为佊字之讹，理由有三：一、彼字篆文，最近佊字，而与从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讹为彼，此因钞胥不识佊字，改为彼字，有论语彼哉彼哉一条可为例证。三、彼字之义，《墨经》训为“不可两不可”，此为名学上之矛盾律，《经说》所谓“不俱当必或不当”，释此义明白无疑。此种专门术语，绝无沿用彼字一类那样极普通的代名词之理。而诐字有论辩之义，佊诐同声相通假（佊字埤苍训邪，是与诐颇通用），故定为佊字。
知佊字在《墨辩》为专门术语，然后知以争佊训辩，不为语赘，不为直训。
太炎先生说：“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我于“争佊”之训，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误解，殆起于《哲学史大纲》第200页之以驳训佊。此因当日著书，过求浅显，反致误会。然注中亦引不可两不可之训。在精治名学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当能承认佊字术语的涵义，不应以为赘语也。匆匆奉白，顺便告行。胡适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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