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惭愧，身在海外，对于整理编印胡先生遗稿的工作没有尽半分力量。我现在借这个机会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胡适请杨联陞、毛子水两人负责整理编印遗稿，是遗嘱中的大事，怎可以“惭愧”“歉意”就了事？所谓“后死有责”，有责的表现，竟是让死人不见全集之书、只闻惭愧之声吗？杨联陞错了！毛子水错了！
意不能平，再写几句如上。敖之
重看你四十七天前写给我的信，你说“我以为胡学专家，非您莫属”，是对的，我真觉得我死后，没人编得好《胡适全集》了。看了梁锡华在《胡适秘藏书信选》中闹了那么多无知的笑话，你要我还“介绍”些什么呢？整个胡适遗著的事，都坏在不准有资格的人做，而没资格的又不做或乱做，如此而已。
意还不能平，又写几句如上。敖之
《胡适全集》计划
一、明年（1972年）2月24号，胡先生去世十周年。
二、胡先生著作散佚很多，搜集不易。十年来，连一完整而正确的著作目录都未能编出，其难可以想见。
三、但行远自迩，于蹉跎十年之后，全集工作已不宜再缓（《鲁迅全集》，乃至日译的《大鲁迅全集》，都在鲁迅死后，迅速而有计划地出版，此事应给我们借鉴，也使我们惭愧）。
四、胡先生的著作量（除未发表的日记、残稿，及待征集的书信外），准确估计，依三十二开本每册二百面算，约可编印七十二册。
五、目前市面上能零星买到，且为胡夫人认可者，折算其总和，只占一半，即三十六册。
六、搜集新编者，亦可占一半，即三十六册。书成后，可使市面上能买到的胡先生著作，顿增一倍，除数篇政论文字目前不宜收入外，搜集极为完整，允称全集。
七、有关胡先生的文字（不论作于胡先生生前或死后），别予精选，另编四册。
八、全集在编辑方面的特色，遍及“体例”“编排”“图片”“手迹”“年表”“总目”“辑佚”“考证”“勘误”“注释”“增补”“附录”等各方面，为普通全集所不及。
宏正：
多谢你送我《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你问我：“要不要也在身边留个徒弟记录你的言行？”我说：“要记我自己会记，我可不要那么笨的徒弟！”看了胡适的笨徒弟编写的这些书，我对我的这一看法，更深信不疑了。18世纪鲍斯威尔记录约翰逊的言行，记得多么好！原因何在？因为鲍斯威尔有文采、史才和忠实，所以可以写出传世的《约翰逊传》，但胡适的笨徒弟却既无文采又缺史才也乏忠实，所以搞出了这种四不像的东西，他们可真愧对胡适了。
如果只是没有文采和史才，倒也罢了，最严重的是他们的不忠实，这月5日《联合报》上登陈雪屏的口述，原来这种四不像的东西是这么来的：
胡适之先生过世之后，王世杰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像胡先生这样一代人物，死了以后我们应该替他写传记；第一步应先编个年谱出来。”我也觉得为胡先生编写传记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于是就请了曾是适之先生学生、后担任过他秘书的胡颂平先生为主要编撰者。编写期间，王世杰先生自己看稿，同时还找了杨亮功、毛子水两位先生还有我一起看稿子。
看到了吧，在国民党官僚和同路人的主持下编写胡适的言行，他们会不做手脚吗？
试以年谱长编初稿1929年为例。这年胡适有文章攻击国民党，12月19日，胡适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而年谱长编初稿却不叙原委与背景，在最后硬删胡适文章如下：
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读了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气的……国民党应该做点真实的事业给我们看看。至少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
一、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二、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
三、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四、取消统一思想……的迷梦。
五、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
这种硬删，把个真的胡适给删得不成模样了。我现在提出胡适原文的最后，给你对照：
我们这样指出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动思想，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一个在野政客的言论是私人的言论，他的错误是他自身的责任。但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的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不是私人责任的问题了。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是不用讳饰的；但这种错误思想，若不讨论个明白分晓，往往可以有很大的恶影响，个人的偏见可以成为统治全国的政策；一时的谬论可以成为教育全国的信条。所以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绝不能做时代的领导者，绝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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