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曾有很热烈的赞叹新文化运动的话，他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1920）1月29日，与海外同志募款筹办印刷机关书——《孙中山先生全集》，三民公司本，第四集，二，第27—28页］
中山先生在此时虽然只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政治革命的一种有力的工具，但他已很明白地承认“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绝不能变化思想，绝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十年以来，国民党所以胜利，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故民国七八年之间，孙中山先生还反对白话文，而八年（1919）五四运动以后，中山先生便命他的同志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参加新文化运动。这便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十三年的改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的青年，这又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八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全国新势力的同情。十三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革命的生力军。这是历史的事实。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国民党对于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气的。其实生气是损人不利己的坏脾气。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至少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
一、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二、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政用白话。
三、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四、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
五、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
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这样虎虎有生气的文字，被国民党官僚和同路人删得七零八落，这叫忠实吗？这不是做手脚吗？
再看同年12月13日，胡适写《人权论集小序》，而年谱长编初稿却也不叙原委与背景，在最后硬删胡适文章如下：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气，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1月出版，收入《胡适论学近著》
这种硬删，又把真的胡适给删得不成模样了。我现在再提出胡适原文，给你对照：
这几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人权问题。前三篇讨论人权与宪法。第四篇讨论我们要的是什么人权。第五六篇讨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第七篇讨论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希望国民党的反省。第八篇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这两篇只是“思想言论自由”的实例：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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