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物描写上，金庸娴熟地运用人类已有的文学技巧，写出了形形色色的性格、心理、人性。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画廊。读者随口就能够数出几十个栩栩如生的金庸人物，在这方面，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人可与比肩。他的许多人物，已经成为某类品性的代名词，如韦小宝、岳不群、小龙女、梅超风……在情节上，金庸的小说既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又张弛有致，风光旖旎。金庸可称是“悬念大师”，他把侦探小说讲究布局，重视信息控制的特长发挥到出神人化的境地。他的悬念经常不是一个，而是一团，小说的发展如万花筒一般变幻莫测而又合情合理，令人往往拍案叫绝。读金庸的小说恨不能一口气读完，另一方面又恐怕读完，希望书无限地厚下去，这充分表明了金庸小说巨大的艺术魅力。在语言上，金庸达到了“语到极致是平常”的佛家境地，既朴素，又典雅，既标准，又有个性。既可以朗读，又可以默诵。金庸的文字，是完全应该选人中学语文课本的。
除了“武”、“侠”、“小说”几个要素，金庸在写情——包括男女之情，结义之情，手足之情，亲子之情，师门之情——的方面，也是绝对一流的。他写情的力度、深度、广度，可以说胜过了专门的言情小说，许多读者甚至认为言情部分才是金庸小说的精髓。此外，金庸写历史、写政治、写景物、写风俗，均出手不凡，着笔成春。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谴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金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他“十年磨一剑”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得益于他能够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现代精神，得益于他能够博采世界上各种文学的精华。诸种优势条件具备于一人之身，无疑是一种“机缘”，这样的“机缘”往往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金庸小说当然也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有瑕疵之点，有平庸之处，但我们应该摆脱只知崇拜死人，不知尊重活人的陋习，根据我们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勇敢地预言，金庸的小说，必将长存在人类的文学史上。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然而他的语言，却似乎很不“侠”，很不“武”，既没有梁羽生的英拔潇洒，也没有古龙的简劲飞动。梁羽生多秀文隽语，古龙多格言警句，要从他们的作品中摘编几本《梁羽生豪言》、《古龙妙语》，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可偏偏轮到金庸，想编一本《金庸侠语》，竟是难乎其难。直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翻了个遍，也没找出几段“掷地有声”的话来，教人顿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你也能说，我也能写。但就是这些话，让无数少年着魔，青年落泪，中年搔首，老年捻须。技痒之下，试着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来，却反而发现这是一种“残忍”，仿佛是砍断杨过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这时方领悟到，金庸的语言像一切超一流的伟著一样，是“浑然不可句摘”的。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整个小说的肌体，这些段落就成了失去生命的标本。标本虽然也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但毕竟远不及活生生的原态。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妙句，但人们却记不得全诗，甚至记不得作者。有时找到了全诗，才发现全诗平庸得很，精彩的还就是那两句，说不定作者就是为了那两句，才勉强凑出了一首诗。唐诗专家袁行霈先生称这种现象是“有句无篇”。这种现象在诗歌艺术之外也普遍得很，因为“有句无篇”毕竟要胜于“无句无篇”嘛，于是就出现了“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成大名句妙语惊天下”等等奇观。通才全才越来越罕见了，能以平常心说平常话的人也越来越罕见了。杜甫虽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的“惊人之语”不在一句两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浑然一体的“重、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郁顿挫”。金庸的语言也是如此，合则如星辰互照，通体生辉，分则如彩灯断线，明暗不齐。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为什么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录到中学生格言本上呢？但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楼拜说：“杰作就像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苏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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