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平淡，表现在不以小说作为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决不到处发表自己的人生高论，也不趁机搭售自己的诗词歌赋，更不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宣传自己思想的传声筒。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金庸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不直接上台表演，他活在每一个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中。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广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正像上帝无所不在，佛性无处不存，金庸在哪里？在他文字的每一个跌宕起伏里，在他人物的每一个音容笑貌里。金庸很少直接抒情议论，他充分相信读者能够领会作品所蕴涵的妙谛，用不着作者亲执教鞭，在一旁耳提面命。他只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拈花一笑，谦虚地说：“我只是个说故事的。”
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
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陈墨先生还从雅语与俗语，景语与情语，官话与方言，古典与现代，规范与独创诸方面论述了金庸语言的博大精深，无体不备。
实际上，正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才英华内敛，渊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分。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正像《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剑术登峰造极之时，便不再依赖任何宝剑，飞花摘叶，皆可伤敌。在武侠小说中，无招之招，是最神妙的武功。在艺术创作中，无技巧的技巧，则是最高的技巧。金庸以他打通儒释道的艺术境界又一次印证了这个充满辩证法的哲理：语到极致是平常。
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学者骚客不但达不到这个平常，而且理解不了这个平常，还自以为语言奇丽，用词怪异，才是读书人的风采。有感于此，笑引一则民间字谜结束此文：道士腰间两个蛋，和尚肚下一根筋。平平常常两个字，难坏多少读书人！”（谜底下个世纪公布）
锦瑟无端五十弦，新派武侠五十年。
可不是，如果从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叶洪生语）的朱贞木1949年发表其代表作《七杀碑》算起，新派武侠小说已经整整五十大寿了。
不过，许多学者还是倾向于把朱贞木看做旧派武侠小说的殿军，而把1954年太极派在澳门打败白鹤派之后，香港《新晚报》及时推出的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看做是新派武侠小说的滥觞。梁羽生舞剑鸣鸾三十载，共创作武侠小说35种160余册2000余万言，至1984年宣布“闭门封刀”，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被公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天辟地的挂印先锋。梁羽生的小说，堂堂正正，隽雅风流。他笔下的大侠，具有爱憎分明的人性立场，艰苦奋斗的侠义作风，文武双全的过人才干，大公无私的高尚爱情。岳明珂、杨云聪、凌未风、飞红巾、张丹枫、云蕾、南霁云……已经成了正义、善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梁羽生这个名字，就是正宗武侠精神的代名词，新派武侠小说里倘若没有梁羽生，就宛如《三国演义》里没有关羽，《水浒传》里没有武松。说得实际点，倘若没有开山立寨的梁羽生，那么恐怕也不会有随后就应运而生的新派武侠的“真命天子”——金庸。
金庸1955年以《书剑恩仇彔》出道，至1972年金盆洗手，共创作长短武侠小说15部36册，种类虽然并不甚多，但却部部精彩，字字珠玑，总印数达4000万套以上，加上盗版，已不止1亿。活着时读者就以“亿”来计算的作家，古今中外，惟有咱们当代中国的金庸一个。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无体不备。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遣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现代文学会长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高度称赞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金庸以无可争议的功绩，被誉为“武林盟主”。金庸的创作，是20世纪后50年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超越武侠、超越雅俗、把为人生和为娱乐高度统一起来的卓越成就，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继续产生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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