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送太太到机场，看见常昊、俞斌等中国国手在那里候机。太太说：“跟他们打招呼吗？”我万分牛气地说：“不必也，你家官人是跟李昌镐下过棋的人耶！”太太说：“德行！”我说：“夫人有所不知。目前来韩国旅游者甚众，无非是逛逛汉城、济洲岛，洗洗桑拿泡泡澡，吃点泡菜加烧烤，买点人参和皮袄。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韩国真正的国宝。你家官人来韩国有两大收获，叫做，到板门店题字，与李昌镐下棋。得遇韩国两大国宝，再吃一年泡菜也心甘情愿，能不德行乎？”于是就靠这“德行”，老夫喜滋滋地继续战斗在梨花女大，战斗在这个洋溢着泡菜味、辣酱味、香水味和烧酒味的国度里。
（本文被《围棋天地》等多家报刊转载，震动中国棋坛）
读韩国观光公社编印的《韩国旅游指南》，介绍到百济古都扶余的扶苏山时，有这样一段话：“沿着悬崖顶端到白马江湖畔的下坡路缓缓而行，途中经过一座百花亭，据说曾有三千名百济宫女因遭唐罗联军追赶而走投无路，遂投江于此。当时宫女们投江的身影，有如杜鹃花凋谢零落，故称此处为落花岩。”
旅游指南一类的书籍，大多语言无味，病句连篇，充斥着吹牛、乡愿和误导。而这几句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者说，令我肃然起敬。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扶余一带观光，因为从整个韩国来看，那里并不太重要。扶余这座当了120多年首都的城市，如今只有10万人，高速公路和铁路，都不通那里，恐怕比起同名的中国吉林省扶余市来，要寂静多了。然而有一天读韩国古文，却又遇到了这个落花岩。高丽王朝末期有位学者叫李谷，在元朝中过进士，回髙丽后当了官，他有一篇《舟行记》，写与朋友到扶余一带游玩，文中云：“……明日至扶余城落花岩下。昔唐遺苏将军伐前百济，扶余实其故都也。时被围甚急，君臣弃宫娥而走，义不污于兵群，至此岩，堕水而死，故以名之。……”
韩国古代曾有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鼎立时期，其中百济和高句丽座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与当时的倭国颇有些暧昧关系。而新罗旗帜鲜明地引进唐朝文化制度、排斥倭奴。因此唐朝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新罗。在新罗遭受高句丽人侵时，新罗请求唐朝出动王师。于是唐罗联军（韩国人一定要叫罗唐联军）并肩作战，先后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并且唐军在白江一战，重创了火器猛烈的倭军。这是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以唐军完胜、把倭军赶出朝鲜半岛而告结束。因此后来的高丽、朝鲜和今日的韩国，都以新罗文化为正统。韩国的乡校里供奉的圣贤牌位，高丽之前只有新罗二贤而无高句丽和百济的份。可是李谷的这段文字，却明显对百济宫娥寄以同情和称赞。一句“弃宫娥而走”，显示出对百济君臣的微词。而一句“义不污于兵群”，则充分把这群宫娥之死提高到“义”的大节上。这样的立场无疑是公允的。而旅游指南中那句“有如杜鹃花凋谢零落”的比喻，更表现出宫女们投江而死的那种凄丽的美。
我对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均无偏爱，只是想起那三千宫女，不禁凝然。她们为什么而死？是为君王？是为社稷？是为种族？——三国本为同一个民族。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她们若不死，则有可能“污于兵群”，于是她们只有死。我想起我的故乡东北，也有一个女人投江的史实，那就是气壮山河的“八女投江”。东北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其中有两名是朝鲜族，与蜂拥而上的日本侵略军顽强战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纵身跃人急流。她们的死，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更因为她们是中国的战士。她们是与“狼牙山五壮士”齐名的不屈的勇士。
于是我想，那三千名百济宫娥的死，恐怕也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吧。虽然她们不是战士，但是不愿意向敌人屈服，这是每个人应该具有的一种普遍的人性吧。然而不公平的是，她们毕竟是女人，这使得赞颂她们的人，也不自觉地要从女性的角度落笔。或许，这就是女人的悲剧吧。三千个女子，连一个姓名也没留下，连为什么死也没有留下。历史上，这样死去的女子又何止三千？又何止韩国？进而言之，又何止女人？人生天地间，一生一死，竟是这般的不易琢磨。
又一个韩国的秋天来了，高高低低的岩石上，飘满了落花。
客居韩国二载，觉得韩国大学生最普遍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尽管韩国的官方媒体用图书的销售总量来证明韩国学生读书很多，据说达到每年一百本以上，但我对这个数字只能发出一声冷笑。我几乎在每个教学班都问过学生，你们每年除了教科书以外，到底真正能够读几本书，结果最多的说十本，一般是四五本，少数只有一两本。还有的学生讨价还价，问卡通漫画书、时装美容书算不算，如果算的话，每年能读二十本以上。我所任教的梨花女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女子大学，在韩国地位显赫，声誉高雅，是韩国青年女性的“梦之谷”。然而校园内外，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当我遗憾地向学生指出这点时，学生很不高兴，说：“老师，您没看见我们门口有一家书店吗？”我说那不叫书店，那叫杂志屋。后来我听说曾有一位美国教授在文章里也批评了这一点，结果引起了梨花小姐们的愤怒抗议。幸亏学生们没有把我看作帝国主义教授，不然我的善意又可能成为她们罢课游行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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