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喜欢给作家排座次，可是大多数作家的座次总是排不定。有人排鲁迅是小说家第一，便有人挤兑鲁迅没写过长篇，而且《阿Q正传》属于通俗文学；有人排茅盾是长篇小说第一，便有人说茅盾是主题先行，概念化；有人排沈从文的小说最美、最永恒，便有人说沈从文的病句一大堆，而且虚伪、做作、色情狂；有人排金庸超越雅俗，举世无双，便有人说金庸是宣扬暴力、崇拜老人、迷信数字以及提倡一个男人娶七个老婆……只有老舍，他像《茶馆》里的王掌柜一样谦虚和气了一辈子，也从未有人用“第一”“第二”去恶心他，但不管你是工农兵学商还是地富反坏右，不管你从思想的、艺术的、内容的、形式的、人物的、语言的、乡土的、世界的……各种角度去衡量，要数中国20世纪一流的小说大师，谁也不能把老舍数到五个指头以外去。这就是老舍百年不衰的魅力，这就是老舍作品既畅销又长销的原因。
读了优秀的作品，往往便想了解作家的生活，作家的内心。老舍的内心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尊严与屈辱的矛盾，快乐与痛苦的扭结。这些是作品中有所体现却又若隐若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老舍全集》，弥补了以往各种老舍作品集在这方面的缺憾，特别是集中收人的老舍日记，展示了老舍对这个世界最直接的感受。鲁迅讲过，读大作家必须读全集。像老舍这样的文学家，不论《骆驼祥子》还是《茶馆》，都只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小部分。王掌柜一辈子“和气生财”，但谁想到他心底涌动着那么强烈的愤怒和对这个世界的决绝呢？
全面地了解老舍，审视老舍，通过走进他的内心来体察百年来中国艺术家的命运所折射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许是我们对于“百年前宁静的那一夜”最好的纪念。
通观一部《聊斋志异》，我觉出蒲翁生平有四大恨：昏官、赌徒、酒鬼、悍妇。笔涉之处，无不尽情刺谑。其中对悍妇的刻画，尤以《江城》和《马介甫》淋漓尽致，人骨三分。这两篇以现实描绘为主的直缀式结构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许多可以相互映衬之所，共同代表了蒲松龄对“俱内，天下之通病也”（未注引文皆出自该两篇作品）这一社会现象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把握。
无妇不成家，然有妇而悍，实家之大不幸，“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何况“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真焉“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引自《夜叉国》）。蒲松龄基于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以如刃之笔，首先雕出了两个呼之欲出的母夜叉形象——江城和尹氏（《马介甫》）。有悍妇必有懦夫，她们的丈夫高蕃和杨万石的形象也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悍、懦对照，羊驯虎威，“第阴教之旗帜日立，遂乾纲之体统无存”，一幕幕家庭悲剧电曳雷吼，如在目前。
尹氏和江城作为悍妇的共同点就是在家里横行霸道，逞妒专房，以丈夫为奴仆，肆意欺凌，进而虐待姑嫜，咆哮厅堂，以至于六亲不认，恃泼使狂。但二人的性格表现又是各有侧重的。尹氏主要突出其残暴。“尊长细弱，横被摧残”。她对“年六十余而鳏”的公公“以齿奴隶数”，根本不当人看。见公公穿上马介甫赠给的袍服，“倍益烈怒”，挥刀“即就翁身条条割裂，批颊而摘翁髭”，后来逼得老翁忍无可忍，“宵遁，至河南，隶道士籍”。这样穷凶极恶的逆媳，直到今天还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她对自己的丈夫杨万石，“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毫无恩爱。当杨为了讨好她，说出日前“巨人惩妇”的真相时，尹氏居然大发雌威，置杨“长跪床下”而不顾，并说“欲得我恕，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此恨始消”，说着就“起捉厨刀”，真是凶蛮之极。她对杨万石之妾王氏更是暴掠元已，亲手打得王氏堕胎。对叔弟杨万钟亦毫无叔嫂之情，逼其遗孀改嫁。种种残行恶迹，臭名远扬，致使后来“家产渐尽”之时，“近村相戒，元以舍舍万石。尹氏兄弟，怒妇所为，亦绝拒之”。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活画出一个村劣恶蛮的泼妇形象。杨万石则是其再妙不过的配角，毫无自我尊严，疲软不堪，甚至奴颜媚骨。“四十无子，纳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语”，王氏被尹氏殴打流产后，杨万石只能“于无人处，对马（介甫）哀啼”。最精彩的是，当他在马介甫激励下，“负气疾行，奔而入”，要去休掉尹氏，“适与妇遇，叱问：‘何为？’万石惶遽失色，以手据地曰：‘马生教余出妇’。”真是奴态毕现，令人想起鲁迅在《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一文中所写的那个出卖帮助自己的朋友以向主子邀宠的奴才。他奴气人骨，虽饮了马介甫协“丈夫再造散”，不过逞片刻之雄威，尹氏“久觉黔驴无技，渐狎、渐嘲、渐骂，居无何，旧态全作矣”。蒲松龄对悍妇的憎恶，通过反面映衬，也有一部分化作了对杨万石这般“诲悍”的懦夫的鄙夷和嘲弄。形象本身反映出作者的立意，这是蒲的一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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