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马科之夜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是一潭止水，但是它包含的东西确是丰富的。我应该感谢巴马科之夜，它给了我许多新的启示，它使我看到了许多新东西，它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奇妙的巴马科之夜啊！
自序
这一本小册子是周奎杰女士、张世林先生和李玉洁女士共同策划的。它收集了我在2000年所写的除了《龟兹焉耆佛教史》以外全部散文、杂文、序等等文章。他们的用意是，给我在世纪转折的一年中的笔墨生涯留下点痕迹，并对我今年的九十寿辰表示点庆祝之意。所有这一切，我都是感激的。
去年这一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五月中下旬以前是“目中无人”的阶段，以后是“大放光明”的阶段，转折点就在眼睛上。在前一阶段，我那动过白内障手术的右眼又长出了一层薄膜，把眼球蒙住了，几乎完全失明。没有动过手术的左眼视力只有0.2。我走在路上看不见人，看不清脚下的台阶。在家里，我就靠这点微弱的视力同稀奇古怪的文字拼命，探讨龟兹和焉耆佛教传入和发展的情况。同人们打交道，对面相距二尺，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窘态可掬，心中郁闷。忍到五月下旬，下决心来一个“二进宫”，再次住进了同仁医院，右眼打激光，左眼动手术。而这进行得都非常顺利，于是“大放光明”了。
这就是《千禧文存》产生的时代背景。
交待完了时代背景，我似乎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要说的话在《文存》中，特别是在《九十述怀》中已经说了个淋漓尽致了，再说难免有蛇足之嫌，自己写起来无聊，读者读起来乏味，费力不讨好，何苦为之！
抬头看窗外，荷塘里的冰虽然还没有全溶化，柳嫩鹅黄仍然要等一些时候，但是，春意已经迎面扑来：玉兰花的蓇葖越来越大，我仿佛看到荷塘里淤泥中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荷花也已睁开惺忪的睡眼，打着哈欠，一旦头上的冰层溶掉，就长出嫩叶，笑傲春风。我自己虽然不会冬眠，但也深切感到春意盎然。我今天已届九旬高龄。一个人的寿夭基本上不由自己来决定，我能够活到如此高龄，毕竟难得。同去年比较起来，缺一个“目中无人”的阶段，这是好事。所以，虽然增长了一岁，却觉得身心两健。希望在今年结束时，在舞笔弄墨方面能够有更大更好的成绩，庶不致辜负这个新千年的第一年。
2001年3月1日
我经常说到，我是幼无大志的人。其实我老也无大志，那种“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我觉得，只有不世出的英雄才能说出。但是，历史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也怀疑。刘邦和朱元璋等地痞流氓，一无所有，从而一无所惧，运气好，成了皇上。一批帮闲的书生极尽拍马之能事，连这一批流氓并不漂亮的长相也成了神奇的东西，在这些书生笔下猛吹不已。他们年轻时未必有这样的豪言壮语，书生也臆造出来，以达到吹拍的目的。
话扯远了，还是谈我自己吧。我的“无大志”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年龄方面也有表现。我的父母都只活40岁多一点。我自己想，我若超过父母，能活到50岁，我就应该满足了。记得大概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40多岁的时候，忽发奇想，想到我能否看到一个新世纪。我计算了一下，我必须活到89岁，才能做到。89岁，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古今中外的文人，有几个能活到这个岁数的？这简直像是蓬莱三山，烟波渺茫，可望而不可即。
然而曾几何时，知命之年，倏尔而逝；耳顺之年，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古稀之年也没能让我有古稀的感觉。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却懵懵然，木木然，没有一点儿感觉，“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揽镜自照，头发变白，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在校园中偶尔遇到一位熟人，几年不见，发已半白，我心里蓦地震颤了一下。被人称呼，从“老季”变成了“季老”，最初觉得有点儿刺耳。此外则一切平平常常，平平常常。弹指一瞬间，自己竟然活到了89岁，迎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当年认为无法想象的，绝对办不到的，当年的蓬莱三山，“今朝都到眼前来”了。岂不大可喜哉！然而又岂不大可惊哉！
记得有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我现在深深地认识到这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我现在确实如愿了，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到了晚上，仍然会在西方落下。环顾我的房间，依然是插架盈室，书籍盈架。窗台上的那几盆花草依然绿叶葳蕤，春意盎然。窗外是严冬。荷塘里只剩下了残荷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冰下水中鱼儿们是在游泳，还是在睡眠？我不得而知。埋在淤泥中莲藕是在蔓延，还是在冬眠？我也不得而知。荷花如果能做梦的话，我想，它们会梦到春天，坚冰融化，春水溶溶，它们又能长出尖尖的角，笑傲春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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