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思维方面，东西方也有极大的不同，西方的封建思想残余少，而东方则颇浓重。印度、日本是这样，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我觉得东方现代化过程就是逐渐克服封建思想的过程，一直到现在还不能说，东方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已经克服净光。看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东方国家长久不能认识这一点，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认识，这将会影响东方现代化的进程。
以上两点纯属管窥蠡测，写出来供峰君以及其他内行里手参考。
是为序。
2000年2月4日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此派为松散派。另一个正相反，他们的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我窃附于“经营派”。我认为，梁衡也属于“经营派”，而且他的经营还非同寻常。即以他的写人物的散文来说，一般都认为，写人物能写到形似，已属不易，而能写到神似者则不啻为上乘。可是梁衡却不以神似为满足，他追求一种更高的水平，异常执着地追求。但是他追求什么呢？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名词。我曾想用“境地”，觉得不够；又曾想用“意境”，也觉得不够；也曾想用“意韵”“韵味”等等，都觉得不够。想来想去，我突然想到王国维的“境界”，自认得之矣。“境界说”是王国维论词的新发展。《人间词话》有很多地方讲到“境界”：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同“性灵”“神韵”等一些文艺理论名词一样，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颇难以严格界定其涵义，但是统而观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是一个富有启迪性、暗示性、涵盖性的名词，上举《人间词话》最后几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现在从梁衡散文中举出一个例子来。他的名作《觅渡，觅渡，渡何处？》是写瞿秋白的。瞿秋白这个人才华横溢，性格中和行动中有不少矛盾，梁衡想写这样一个人，构思了六年，三访瞿秋白纪念馆，迟迟不敢下笔。他忽然抓住了“觅渡”这个概念，于是境界立出，运笔如风，写成了这篇名作。我们常说“画龙点睛”，画一条龙，不管多么活灵活现，如不点睛，毕竟还是一条死龙。一旦点睛，则顿成活龙，腾跃而起，飞龙在天矣。
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2002年3月5日
《季羡林文集》已经出完了二十四卷，其中所收的文章，起自十几岁时所写的一些十分幼稚的东西，时间下限截止到1992年，时间跨度约为七十年，算是告一段落。所谓段落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是偶然在那个时候编完，偶然又从那个时候出版，如此而已。其中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长达八十万字的《糖史》，一个是用英文写成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出版家认为这两部书分量重、意义大，唯恐出版晚了，影响本《文集》的价值，主张打破时间界限提前收入，我个人则是无可无不可，完全同意了。
我还活着，虽然年迈，但还不算太昏聩，还能够思考，还能够写作；编完二十四卷时，我已经想到，《文集》还要继续出下去的，等到我走了，或完全不能写作时，就改称《全集》，为我一生的写作画上一个句号。
编辑前二十四卷《文集》时，遵行几条原则：在排列顺序上把散文创作排在最前面，后面以题材和体裁为标准，分门别类划分了几卷，时间先后不是标准，最后殿以翻译《罗摩衍那》。我在一篇后记中讲到，出版二十四卷以后的若干卷时，由于文章积累不会太多，无法严格分类，因此就采用编年的形式，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加以编排，不再计较文章的内容。但在实际编排过程中，发现了新问题，不得不把编排原则稍加变动。除了零篇的文章外，还有几部内容相当长的整部的作品，若与零篇文章等同编排，内容很不协调，所以决定把这样的著作单独编排，编成独立的卷，以醒耳目而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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