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时又逐渐形成了另外一种看法，我认为，古今中外，人们之所以要读书，其目的不出两端：一是从书中寻求智慧，寻求真理；二是从书中寻求娱乐。在过去许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只敢谈第一个作用，而第二个娱乐性，则有点谈虎色变，不敢涉及。连众多的中国文学史中，也着重鹦鹉学舌式地大谈所谓思想性，而于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艺术性，则敷衍潦草说上几句扯淡的话。至于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则宛如禁区，无人敢问津矣。
把我上面谈到的两种看法结合起来再看《五卷书》，我认为，它既能给我们以智慧，又能给我们以怡悦。在二十世纪是如此，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是如此。
从文体上来看，《五卷书》属于寓言一类，所谓寓言，就是从多数以鸟兽为主人公的小故事中归纳出来一个教训，教导人们以做人处事的道理。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即属此类。印度和古希腊的寓言颇多相似之处。学者们一致认为，其中必有模仿或者直接影响之处。至于哪一个是主，则意见颇有不同。我个人浅见，印度为主的可能性最大。印度人民富有幻想力，是民族性使然。鲁迅先生就曾对印度人的幻想力大加赞赏过。
不管以哪个为主，《五卷书》中从鸟兽小故事中归纳出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人类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不能说，这些教训全是精华，有一些糟粕也是难免的。究以正面的精华为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教训能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人际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也能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依然是云谲波诡的国际关系，这一点对大人和小孩都是有用处的。此外，从充满了匪夷所思的机智和神奇的石破天惊的幻想力的小故事中，人们也能获得一些特殊的美感享受和娱乐。人们之所以至今还探听《五卷书》的消息，切盼此书能够再版，其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愿望。他们希望我能写上一篇新序，我当然乐于满足这个愿望。我考虑到原有的“译本序”和“再版后记”，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含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和内容的说明以及理解，对今天的读者还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决定加以保留，前者排在这一篇“再版新序”的后面，后者仍然排在正文的最后面，这样对读者会有好处的。
我已届九十高龄，这在古今中外读书人中颇为少见的。但是，我耳尚能半聪，目尚能半明，糊涂极为难得，这不知是托了什么人的福。现在又逢上《五卷书》的再版，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因而意气风发，心旷神怡，这一篇新序一挥而就，真不知老之已至了。
2000年8月23日
赵元任先生是国际上公认的语言学大师。他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另有一位讲师李济先生，后来也被认为是考古学大师，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全国都按照西方模式办学的情况下，国学研究院却带有浓厚的中国旧式的书院色彩。学生与导师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大学教授，而且还都是学有成就的学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这一个研究院只办了几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颗光焰万丈的彗星，使人永远怀念。教授阵容之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赵元任先生也给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虽然也出身清华，但是，予生也晚，没能赶得上国学研究院时期；又因为行当不同，终于缘悭一面，毕生没能见到过元任先生，没有受过他的教诲，只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虽然同元任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是对他的情况从我读大学时起就比较感兴趣，比较熟悉。我最早读他的著作是他同于道泉先生合译的《仓洋嘉措情歌》。后来，在建国前后，我和于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从他的口中和其他一朋友的口中听到许多关于赵先生的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元任先生是一个天生的语言天才。他那审音辨音的能力远远超过常人。他学说各地方言的本领也使闻者惊叹不止。他学什么像什么，连相声大师也望尘莫及。我个人认为，赵先生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或者优势，是其他语言学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就是，他是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出身，这对他以后转向语言学的研究有极明显的有利条件。
赵元任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范围很广，方面很多，一一介绍，为我能力所不逮，这也不是我的任务。我现在在这里只想谈一下我对元任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一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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