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还想提一个建议：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将来的办学重点应该放在培养研究生上，研究生的数量应当占全校学生的一半。这在国外许多著名的一流大学中并不乏先例。但是，研究生入学这一关必须严格把守。
2000年6月25日
各位领导、各位贵宾：
这一次召开的庆祝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大会，实为空前盛举。我因年迈龙钟，双目又在不久前动过手术，遵医嘱不许远行，因此不能亲临祝贺，实极愧疚，务请诸位原谅！
由于藏经洞的发现，中国文坛上，以及世界文坛上出现了一门新学科：敦煌学。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道，有人认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先生说：“寅恪有以知其不然。”他列举了许多没有被外人盗走的敦煌卷子，说我们还大有可为，其说甚辨，颇能鼓舞人心。然而，事实却是，在建国前的半个世纪中，在建国后最初的三十年中，在我国，除了少数学者在敦煌研究方面有所贡献外，敦煌学几乎是一片荒漠。某国一敦煌学者曾大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某国。”这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风吹绿神州大地，敦煌学，也同别的学科一样，从悠长的寒夜中苏醒过来。正在此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又应时而成立，对鼓吹升平，起了一些作用。于是一批中青敦煌学者，踔厉风发，脱颖而出，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版了大量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蜚声中外。事实胜于雄辩，外国同行们不能不刮目相待了。此举实含有雪耻的意味，不仅为敦煌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亦为祖国增光添彩，绝不可等闲视之。
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大会上，我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口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得到了与会的中外学者的同声赞成。以后世界以及中国敦煌学蓬勃发展，证明了我那一个口号的准确性。这一次有众多中外专家学者参加的空前的盛会，也说明了我那一句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在这次大会上表扬了十位对敦煌学有贡献的学者，中外都有，我有幸滥竽其中，既感且愧。我对于敦煌学贡献不大。如果真有的话，也不过是啦啦队中的一个成员而已。我把这一个崇高的荣誉看做一个鼓励和鞭策。我虽已年届九旬，但身体尚称顽健，脑筋还难得糊涂，做啦啦队员，尚有资格。古人诗云：“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我一定竭尽绵薄，为敦煌学的发展尽上自己所能尽到的责任。敦煌学在中国，在全世界一定会有无量光辉的前途！
2000年6月30日
拙译《五卷书》第一版出版于1959年（据版权页上的日期），“译本序”则写于1963年，这是为1964年那一版写的，此版版权页失载。第三次印刷是1981年，我写了一篇“再版后记”，这一篇“序”和“后记”都写得相当长，把《五卷书》在世界上传布的情况，以及我对本书内容的理解和本书结构的特色，还有与中国文学之关系，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这代表我多年来研究《五卷书》的心得。到了现在，我已经多年没有再对本书有任何新的研究或思考，重读旧序和后记，觉得其中一些对历史事实的说明和自己对本书内容的理解，还没有过时，对今天的读者还是有用的。
最近若干年以来，时不时地会有人问到《五卷书》，说很多读者愿意读到此书，可是书店，所有的书店，都已久绝此书踪影，追问售货员，则如海客谈瀛洲，惘惘然无辞以对。我作为译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反映。人民文学出版者对广大读者一向是肯负责的。最后决定再出新版。这真如一场“知时节”的“及时雨”，广大读者，再加上我这一个译者，如沐春风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我再写一篇新序。我个人也感到有这个必要。上面谈到的本书一版再版，都已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如今，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已经降临到人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人们，全世界的人们都对这个新世纪和新千年抱有新的希望。这些希望能不能变为现实，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人们的愿望和希望却是绝对真诚的。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新时代来临之际，再版《五卷书》有什么新的意义吗？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我认为，人的一生主要任务是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也包括在里面；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两种主要任务一点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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