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静静坐在看台上，在热闹的气氛中，静静看着每一幕民俗之舞。其中赛夏族的矮人祭，却带给我一片暮色与苍茫。舞台上有四位舞者、看台上有四百位观众，在谋生上、在艺术上，舞者各尽所能；在欣赏上、在“消遣”上，观众各取所需，但对我说来，我感受到的，却不在这些，而在一个弱小民族的凄凉与哀恸。那种音乐、那种画面，深深地淹没了我，我不相信舞者和观众能有我那样深刻的反应，因为那种反应，只有对那种弱小民族的衰亡历程颇有所知的读书人，才能别有怀抱。英国历史家吉本（EdwardGibbon），在半岛旧迹，听到钟声，凄然而起芜城之悲、发愤而写衰亡之史；如今在我眼前的，没有古罗马的旧迹芜城，有的却是活生生的衰亡之舞，舞者不知他们以民俗传承自己苦难，观众不知他们以掌声赞美人间不平。这一对比，更令我想东想西不已。
九族文化村中，把各族的茅屋、谷仓、鸡窝、猪舍、用具……都一一陈设，并以各族老者，着其衣冠，不异昔时，以广招徕。老者或编织、或吹奏、或木雕、或打盹，用缓慢的动作，在陪伴着他们残余的一切。他们实际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时间——为他们停滞的时间。他们来自过去，生活在过去，过去在他们前后、在他们上下、在他们左右。以过去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的祖先失败了，背对他们而去；如今，他们面对过去，背对这个世界了，但世界还是敲他们的背，要他们交出民俗、雏妓、劳工和老人。
在卑南族的架空茅屋底下，一位老男人在木雕，一位老女人在编织。他们身边，挂着几把木雕的厨具在出售，一件木雕的彩色小船，孤零零地放在地上，一条小浮笺贴在凹面里，上写“500”这个数字。五百元对他们已经是大数目。我满怀歉意，把这条彩船买了下来。它不是复制品，它只是复制了高山族祖先的观念。那观念里没有诺亚（Noah）式的方舟，在世外桃源的世界里，他们根本没有以方舟逃世的观念，只有载浮载沉的彩船，去供他们徜徉。如今人船已杳，只留下这一木雕了，木雕虽小，可以喻大。
从午夜写起，已近黎明。在潭畔寻思，已近尾声。我即将重返台北，去面对那个我宁愿背对的世界。1989年7月26日
前年在“清华大学”讲了《清华生与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讲了《淡水深与浅》，今年在师范大学讲了《师大新与旧》。本来想去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的，大概风闻我这恶客话没好话，所以没被邀请。但是，“交通大学”看中了我，要我去讲，我决定讲《交通快与慢》。这场演讲，早在几个月前，就由对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苏约好了，小苏通知我，我漫应之。
到了上个月，对方要我去讲了，我却意兴阑珊了，小苏没法，乃又通电话又打电报又写快信，表示歉意，告诉他们李敖先生不能来演讲了。
12月4日晚上，出版社转来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术部长陈碧君写给我的，信中说：“11月份您之未能莅校演讲，同学们均深表遗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约。……您的拨冗光临，将令我们的活动更形生色。”我拿着信，深感自己不对，上次约得好好的，竟不去讲，这次一定要补过。于是我亲自挂电话到新竹。在电话中，陈碧君声音轻微而平静，她细腻地向我说明了演讲活动的细节，真像一个学科学的。她的说明使我愿意前往。她由我选时间，我选了12月21日。
陈碧君再来快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寄来我要的校方资料，“如有不详尽处，我们可以再补寄进一步的资料”。并告诉我：“12月21日（四）下午约四点半，本校同学吴彰明会至您处接您至交大。”后来又打电话到出版社，改为四点，以便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请我吃饭，并参观校园。我对这位小朋友办事的周到、细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早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地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人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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