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说的理由，也就是当时所有的诸侯邦国拒绝孔子的原因。孔子从三十到五十岁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他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得不到重用。
孔子就这样从而立之年走过不惑之年，终于到达了知天命的时候。所谓知天命，就是知道了上天让他来做什么，他自己一生能够做什么。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难的，因为这里交错着“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这两个互相制约的命题。“应该”的事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己不“能够”；“能够”的事也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则自知不“应该”。两者交合处，便是“天命”。为此他走了二十年，终于成了一个独立人格的自由人。
费晟：一个人在知道“应该”和“能够”之后就会采取一些果断的行为。孔子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杀少正卯那件事，到现在还会引起争议。《荀子》里对这个事的记载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就是说他心地聪明但是很险僻，行为怪癖却很果敢，言语虚伪但是能说得天花乱坠，对那些不该了解的怪事却记得很广博，做大逆不道的事却有很多人响应，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杀他不可了。《庄子》里的记载却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很有信众，导致孔门三盈三虚，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多次满员，又多次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边从学去了。把孔子说成是因争学生争不过，产生嫉妒而公报私仇。《庄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是很相信。
余秋雨：那是在他五十岁以后的事了，当时鲁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孔子开始做官，做了四五年。
他在鲁国做过司法方面的官员大司寇，也代理过国相。看得出来他做官很有能力，也有决断，比如你所说的诛杀少正卯。我赞成你的想法，孔子做这件事不像是挟私报复，因为他一生真诚地嫌弃小人伎俩，倡导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件明显违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孔子了。我觉得，孔子为官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他在当时诸侯邦国的外交事务中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各国在名义上还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如果正式场合的行为不符合礼仪，就意味着跟野蛮人一样，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于是在外交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指挥往往就是孔子。作为一国的代表，却能成为整个外交场合的指挥者，孔子很为鲁国争光。特别是在鲁国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恐惧又极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外交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太过清高，不能理解现实，深入政治实践之中，还可能导致文人误国。
余秋雨：我们在运用很多概念的时候，稍稍一碰，就会遇到一般用法和学术用法、西方用法和东方用法、传说用法和当代用法的差别。“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这样，越闹越复杂，让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识分子，能不能谈论知识分子了。我觉得按西方概念，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因此，我们没有资格批评孔子热心从政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自我取消。他行使过独立批评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用，因此他要用局部示范方式来体现他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有些“清流”和“隐士”看似独立却总是在精神观念和治国方略上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一旦被统治者重用则大多清谈误国，一败涂地。这些人与孔子相比，差得远了。孔子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磨损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还会为了理想不沉溺于一地，不断行走，使人生充满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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