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璇：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员的不同。换句话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实施他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整体关怀的。这个整体关怀寄托着他们厚重的理想。
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士”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知识分子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
余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伟大，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行程。没有周游过列国的孔子，就不是孔子。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国文化的第一行程”，值得我们记一记。中国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现在看看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
费晟：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堡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孔子与三家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也不争气，迷恋女乐，很多天不管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
余秋雨：对，他就是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这里的状况比较好，人口不少。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我们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一“教之”，就是开始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先让人们富裕起来，再推行教育，就这么简单。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薪酬很高，有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也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基本上不听，充耳不闻。这一点，或许也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他到的每一处地方，统治者对他都很有礼貌，都愿意给他很高的物质待遇，但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却几乎都不予采纳，做官更是没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在卫国度过了比较无聊的几个月后，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没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这也是孔子以后要反复遇到的惯例：开始的时候总是被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却总是声声长叹，叹息了以后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个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有人称这是失败之旅，但孔子内心认为，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统治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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