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哈哈，你还是合不得谈魏晋清谈的负面效果，坚持着它的正面意义。平心而论，如果作为一门课程正面论述魏晋清谈，花费一学期、一学年都值得，我也鼓励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的博士论文可以多写一点以魏晋清谈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但是，我们现在的课程是对中国文化史的快速扫描，只能稍稍涉足便拔腿而走，要急着讲讲它对中国后世文化的负面作用了。
中国的文化历来与政治关系密切，清谈本来是可以拉松这种关系的，但是，如果这种关系没有拉松，那么，反而会把空谈之风带人政治。不幸，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高层哲学依然没有怎么发展，而文化人却越来越喜欢空谈政治。你所说的清谈把佛学、儒家、道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有的，但功劳不全在清谈，融合程度也不能估计过高；而文化人空谈政治的风潮，却越谈越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弊病。用我的话来说，该空的不空，该实的不实，造成两头失落。
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也有不少人对此进行检讨。他们发现，很多文化人平日喜谈玄空的心性、道统，又自以为能够以此治国，连社会上很多人也有这个误会。但每次出现社会危机，朝廷急急地把他们拉出来做顾问，结果总是一塌糊涂，甚至加速了朝廷的败亡。即使在平时，要这些人来管理行政，也是一片疲沓、民生不振。于是，清代出现了一些提倡“实学”的呼吁，明确指出空谈已经成为很多文人官员掩饰自己低能、丑陋的保护伞。
因此，研究魏晋清谈和它的后续影响，可以成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结构的一把钥匙。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不能光是说人格结构中有几分儒、几分道、几分佛。这种人格结构中最严重的裂痕是，理性抽象能力和实践执行能力的对峙和互消。这就造成了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的两难境地。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一直在这两难境地中徘徊。
余秋雨：我们前面谈到的三国魏晋时代的人物，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有名。曹操、诸葛亮，都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强人；魏晋名士，都是名气不小的贵族知识分子。但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最高峰，在当时差不多没人知道，默默无闻。这是一座隐藏了的最高峰，被云遮住了，而且遮了很久。是的，对陶渊明来说，这个云散得实在太慢了。
按照惯例，我还是想先听听大家对陶渊明的印象。在我看来，一个古代文化人不管在历史上命运如何，他在当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印象，却是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他如果天上有知，也会倾听你们的谈论。
王湘宁：在我的印象中，陶渊明是一个崇尚美、爱好自然、怀有理想主义的人，读了他的《桃花源记》，会觉得他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
余秋雨：喜欢做梦的人很多，但你知道最厉害的做梦人是什么样的吗？那就是把自己的梦变成民族的梦。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陶渊明。那梦，叫桃花源。
王牧笛：我非常喜欢陶渊明写的一篇自传——
《五柳先生传》。文章非常短，只有一百来字，里面有一句话很有名，“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有学生都特别喜欢。这句话是说我喜欢读书，但是我不太想琢磨它里面具体是什么意思，每当我有一些体会，就很高兴，就忘了吃饭。
余秋雨：一钻牛角尖就会把美梦钻破。不求甚解，是一个杰出人物避过文化陷阱的基本策略。
刘璇：他的《饮酒》诗中，有四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是说只要你的心情很宁静，无论身处多么喧嚣的世事当中，都像在静谧的山林里一样。这两句诗对熙熙攘攘的现代生活中的我们格外有启发，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像陶渊明那样回到偏僻的山林里归隐了，我们只能克服浮躁，让自己的心灵变得宁静纯洁，回归自然与淳朴。
余秋雨：“心远地自偏”，也就是心能移地，这是一种哲学思考。但陶渊明毕竟不会滞留在玄思之中，他立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感性的美丽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种色彩明亮的大安静。
裘小玉：我喜欢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里面有陶渊明对生死的观念，他不是不珍惜生，相反他非常珍惜生，所以才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是以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生，对于俗世中的事情顺其自然，不会特别介怀。死在他看来是一种永恒，所以他会说“托体同山阿”，死去以后就和青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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