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如果把这首诗读成人们对死亡的无奈，对他人的抱怨，那就错了。它为人类的死亡下了一个最积极的定义，那就是“托体同山阿”。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死亡定义中，没有一个比得上。
王安安：陶渊明有一个非常显赫的曾祖父，就是陶侃，在东晋的政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陶渊明似乎从来没有从陶侃那里得到过什么好处，也不说自己的曾祖父是谁，但是最后他的名声反而比陶侃大。
余秋雨：炫耀自己出身名门，等于是宣布自己没有出息。
炫耀的人可能不知道，就在他炫耀的片刻，人们正在对比他与家世门庭的巨大差距，从心里轻轻摇头，深深叹息。
好，你们五位都说了，我也加入一份。我本人在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曾经受到过陶渊明的“加持”。那是在十八年前，我为了成为一个独立文化人决定辞去一所高等艺术学院院长职务，却阻碍重重。我说服不了学院里的师生和上级领导，已经到了放弃的边缘。但是就在这时，头顶上似乎出现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里的呼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呼唤，像一声声催促，又像一声声责问，一声声鞭策，终于使我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因此，最后在学院接受我辞职的欢送大会上，我特地引用了陶渊明的这首诗。他的这首诗，是我实现一次人生大转折的路标。
陶渊明所说的“田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家园”，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他本人早年为了家里的生计，做过几次小官，但只要能勉强过日子，他就辞职回家了。我们初一听，他家里有菊花，有东篱，又看得到南山，非常舒适，但应该明白，他必须自己耕种。就像嵇康抡起铁锤打铁一样，亲力亲为。我当时辞职后独自去甘肃高原考察中国文化，“田园”是庞大而不确定的，我在生活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一路上就靠陶渊明和嵇康鼓励自己。
丛治辰：秋雨老师，我觉得陶渊明和嵇康毕竟有一点不同，嵇康的日子过得很好，饭吃得饱饱的，才有力气去打铁。打铁是他的个性。物质生活上，陶渊明好像不能跟嵇康比。可以说耕种是他的个性，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养家糊口过日子。这样一比，好像嵇康比陶渊明显得更浪漫，陶渊明却更不容易。
余秋雨：你说得很对，嵇康再怎么打铁，也是一个贵族知识分子，而陶渊明则选择了远离贵族生活。而且，嵇康和其他魏晋名士都有一点点故意要显摆自己的叛逆姿态，而陶渊明则是完全消失，不让别人追踪。因此，陶渊明更彻底。
细说起来，陶渊明家里人不少，完全靠种田，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最要命的是，回家三年以后，一场大火把他们家烧得干干净净。这下他就陷入深深的贫困之中。四十五岁以后，他的诗文不太讲自己田园生活的潇洒了，更多的是想到老和死。他的一百多首诗里面，有几十处提到老和死，是中国古代诗人当中提到老和死最多的，因此他也成了其中最具有生命意识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意识，不像先秦诸子那样空蹈，也不像屈原、嵇康那么奇丽，而是体现为一种平实、恳切的状态，与人人都能接通，因此变得特别浩大。
前两天听季羡林先生说，他毕生的座右铭就是陶渊明的一首诗。我一听便笑了，因为那也是我的人生指南。那首诗只是最朴素的四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的朴素，是对一切色彩的洗涤，因此也是中华文明在当时的一种最佳归结。他吸取了儒家的责任感，但放弃了儒家的虚浮礼仪；他更多地靠近道家，又不追求长生不老；他吸收了佛教的慈悲和看破，却又不陷入轮回迷信……结果，他皈依了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为本，以自然为美，因循自然，欣赏自然，服从自然，投向自然。他本人，也因自然而净化了自我，领悟了生命。
王安安：季羡林老师和余秋雨老师所喜欢的那四句诗，还有前面说过的“托体同山阿”等，确实从自然哲学通向了生命哲学。顺其自然，别跟天道自然拧着干，心态平和一些。听起来，陶渊明确实是把各种各样的中国学派提炼成了一种人生态度。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最高的提炼居然是朴素和寻常。
余秋雨：陶渊明毕竟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在完成上述有关生命哲学的实验以后，从自己种地的院子里面跳了出来，跳到了桃花源。桃花源是对他实际生存的田园的超越。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田园是陶渊明的“此岸理想”，桃花源则是他的“彼岸理想”。田园很容易被实际生活的艰难所摧毁，因此他要建造一个永恒宁静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宁静，却对现实世界具有一种批判性，批判改朝换代的历史，批判战乱不断的天地，批判刻意营造的规矩，批判所有违背自然的社会形态。但是，他又把这些批判完成得那么美丽，那么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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