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大事件。鲜卑贵族如果不作这种选择，稚拙的鲜卑文化终将在暴力的裹卷下张扬一时又快速走向灭亡。人类历史上很多征服者文明都是这样。同时，那样也必然会给以汉文化为中枢的华夏文明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使之消亡。但是，鲜卑贵族恰恰选择了以汉文化为师，这使一切都走向了良性。鲜卑族在表面上收敛了自己，改变了自己，实际上提高了自己，扩充了自己；而汉文化，则因为有了游牧民族强劲生命力的加入，也顿时一改老败斯文之气，快速变得生气勃勃。
这中间，北魏的孝文帝功劳最大。在鲜卑族里他叫拓跋宏，只活了三十三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帝王。由于他的祖母专权，他实际施政的时间不长。但仅仅七八年，他便迈出了“汉化”的重要步伐。整个鲜卑贵族不能再说鲜卑话、再穿鲜卑服，而且他力争与汉族通婚，又把首都从山西平城，也就是云冈石窟的所在地大同，迁到河南洛阳。
结果，北魏不仅在地理上逼近了隋唐时代的来临，而且在血缘上也融入了隋唐王室。他们，因谦恭的文明态度而参与了伟大。
既然可以汲取汉文化，当然也可以汲取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亚文化。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中又包含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产生的犍陀罗文化。这样一来，从北魏到隋唐，世界几大文明都融合在一起了。云冈石窟，就是这种融合的最早呈现；盛唐，就是这种融合的最高呈现。
年轻的孝文帝死于公元五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不知道，由于他的融合之功，中华文明已经避免了一次几乎必然的灭亡。在遥远的西方，罗马文明也遇到了“北方蛮族”的反复侵扰，但没有一个“北方蛮族”能像孝文帝卫护中华文明一样卫护罗马文明。结果，正当中华文明走向辉煌的唐代时，罗马文明灭亡了。由此，西方进入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西方文明才又初露曙光。
为此，我对孝文帝评价很高。这些年我一直被河南省黄帝故乡聘为“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主席，我曾在演讲中设想，如果设立一个黄帝大奖颁发给历代为炎黄文明做出过最大贡献的五六个人，我主张让孝文帝人选。
高度评价孝文帝，也能使我们进一步荡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中华文化的伟大，是多元融汇的结果，这中间，很多少数民族的杰出人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经由少数民族，中华文化才与世界上的其他大文化相遇并结合。因此，我希望在这里与你们诸位达成共识：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玩耍民族主义，更不要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多元融合，历来是中华文化的吉兆。
在古代，文化融合，常常表现为“胡汉一家”，即“胡人汉化”“汉人胡化”。我们在座的都是汉人，我想请你们今天回去后作一个准备，下次的课程一开始就要请大家举出历史上我们祖先在生态上被“胡化”的点滴例证。
余秋雨：上次课程结束时作过预告，今天首先要请大家举出一些“胡汉融合”的生态例证。我看王牧笛的表情还是想争取第一个发言，那就请吧。
王牧笛：这种例子其实俯仰皆是——我们现在坐的椅子，有高高靠背的这种，就是从以前的“胡床”发展而来的，没有它之前，我们汉人是坐在地上的。由于有了这样一把椅子，距离感就产生了，与地面有了间接性接触。建立间接性，也就建立了更进一步的文明。
余秋雨：好。我很喜欢你讲到了一个比较艰深的命题：建立间接性是对文化的促进。一般人也许认为，越直接、越贴近，才是进步。其实，人类从裸露到穿衣，从群居到分居，都由间接性而走向文明。
王安安：还有好多乐器，本来也都不是我们汉族的，比如我们熟悉的琵琶，还有箜篌、羌笛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带来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乐器今天都成了很具典型性的中国民族乐器。
余秋雨：盛唐的壮丽和声，胡乐占了一半。
萨林娜：汉族也学习了胡人的服装，我记得美人杨贵妃就非常偏爱“胡服骑射”。中国传统的服装是宽袍大袖的，引进了胡服窄袖的衣服后，就方便多了。
余秋雨：在唐代长安的街上，最时髦的一度是波斯服装。紧身、薄料，又经常翻新，一时风行。美丽的“胡姬”们的中亚服饰也引人注目。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服装，都林林总总，互相融合。由此组合成了一个自由、多彩的时代。前不久有人竭力主张，北京奥运会的中国观众，都必须一律穿“汉服”。我说，这种主张，连唐代人听了都会傻眼，然后大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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