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安：秋雨老师，我在翻阅有关当时的一些书籍时，发现西域和丝绸之路对于文化交融非常重要。你前面说到的云冈石窟，也经常被说到是“凉州风范”，那也是说明与丝绸之路有关吧？
余秋雨：说得一点不错。各个大文明一旦成熟都比较自以为是，若要彼此间保持长时间交流，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缓冲地带，即所谓“既隔又通”。太近的邻居，反而处理不好彼此的关系。辽阔的西域，就是几大文明之间的“隔”，而丝绸之路，又是隔中之“通”。
你所说的凉州，大体位于现在的甘肃省西部以武威为中心的黄河西边，正处于丝绸之路上。北魏征服凉州之后，曾把其间的三万户人家俘虏到平城（大同）。当时的凉州处于文明交流的要冲之地，所以这三万户人家中包括着很多学者、建筑学家、艺术家、高僧、翻译，正是这批人造就了云冈石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高僧昙曜，他是几个最重要洞窟的监造者。因此，云冈石窟就出现了最典型的“凉州风范”。
那个时代，很多大迁徙都与战争有关，因此文化交融也往往由俘虏队伍来完成。世界古代文明史都是如此，只可惜，我很少看到描写这种内容的艺术作品。例如，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形象：一个马其顿士兵和印度土著混血的后裔，从犍陀罗经库车来到凉州，成为名震远近的大雕塑家，又作为俘虏来到了平城，成了云冈石窟的营造师……这一路上，有多少气吞山河的情节、艳情漫漫的故事；沿途所见，又有多少大漠朔风、沙场夕阳。
如果说，我们今天丢失了太多古代的美丽，那么，万万不可再去花心思寻找“四大美女”之类。我们的丢失，要大得多，珍贵得多。如果连这一点也不知道，那这就会成为最后的丢失。
余秋雨：我们在说到云冈石窟时，已经绕不过石窟的内容——佛教。其他一系列重要石窟，也都与佛教有关。佛教在中国的山河间以这么宏大的规模处处呈现，是一个非常重大又非常让人吃惊的文化事件。这是因为，佛教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种外来文明，而中国自己的文化浓度已经很高。
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佛教所在的印度文明是一种片断存在，那么，它的局部外移也就不奇怪了；反过来，如果佛教要传人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松软存在，那么，它被外力成片成团地渗入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无论是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早已高度成熟，各自有严整的体系，两者之间的大规模迎送就变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所以，今天我要问大家的问题很艰深：中华文化接纳佛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王牧笛：我觉得是必然的。首先，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没有真正的宗教性和信仰力，这就是大缺口。儒家讲圣人，道家讲真人，但都只是在生命范围内兜圈，唯有佛教讲到成佛，跳脱轮回，才具有对生死的超越性。
丛治辰：牧笛讲得这么高深，我倒觉得佛教的门槛很低，即使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可以说我信佛。但儒家、道家不同，它要求人们有一定的知识素养、文学修养，这是它们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接受的原因，也是它们给佛教留下的缺口。
裘小玉：我觉得魏晋时社会比较动乱，而法家、儒家关注的主要是官方等级思想，比如当时流行的玄学，就只关注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而佛教比较关心百姓疾苦，他们让人追求来生，追求涅？让普通人产生美好的愿望。
余秋雨：说得不错。佛教比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都更关注寻常百姓。我们前面说过，墨家按理也是关注寻常百姓的，但那只是从上面、外面对百姓的保护性关心，而不能让百姓自己获得身心安顿。然而，怎么才能让百姓获得身心安顿呢？这还是要从内容上找原因。而且，我必须提醒大家的是，佛教并不仅仅是一种平民宗教，很多王公贵胄、博学之士也都笃信。可见，它实在是具有中国文化原先缺乏的思想成分。
王湘宁：秋雨老师，我来自新加坡，我们那里除了佛教徒之外，还有许多人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他们相比，佛教队伍显得比较宽容，没有什么“异教徒”的概念，对“苍生”一团和气，而且佛教艺术很有魅力，佛经里面的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也很能打动百姓的心。
王安安：中国原始文化里也不乏打动人心的故事啊。但我记得秋雨老师曾经在哪里说过，佛教的特点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人生本身的关注。也正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至高”和“至低”的目标它都能达到。“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快乐？”这些终极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意义，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宗教。我不得不说，这正是中国本土文化从未真正面对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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