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点儿也不想为难新政权，只是出于商人的本能，决定锁住仓库里的油料和纺织品，等个更好的价钱。他很清楚，上海的多数同行都会这么做。
他没想到，这次与他博弈的，并不是他的上海同行。
他以“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的罪名被起诉，结果判刑入狱，还被没收了绝大部分财产。
那天审判，不在法院，临时设在大众剧场。报纸已经连续预告了几天，因此前来旁听的市民人山人海。姨妈握着丈夫的手木然坐着，感到丈夫的手冰冷，还一直在颤抖。
法官上场，被告也被押出来了。但就在这时，姨妈突然发现丈夫的手不颤抖了。扭头一看，已经昏厥。她侧身一把抱住丈夫，并向法警请求，送去了医院。
一年后，姨妈失去了丈夫。
这就不难想象，姨妈即将到乡下来的消息，会在余、朱两家引起什么样的不安。
祖母天天在北窗口张望的那条新修公路，偶尔会开来一辆烧木柴的长途汽车。离我家最近的汽车站，是一个稻草和竹竿搭成的棚。
这天我妈妈陪着外公很早就在汽车站等了。直到太阳偏西，那辆长途汽车才到。
姨妈搀着她的儿子王益生下了车，已经累得走不动路。但是，对妈妈、外公来说，眼前这个女人，原来最熟悉的姐姐和女儿，仿佛来自如烟如雾的香色世界，已经有点陌生。
那天我也跟着妈妈去了，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表哥王益生。他比我大一岁，穿一身白色的西式童装，脸面也很白，头发整齐，很像我想象中的外国人。我呢，乱乱的头发，土布的衣服，口袋里还鼓鼓囊囊地塞着不少刚从路边捡来的小鹅卵石。姨妈蹲下身来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说：“细细看，眼睛、鼻子、嘴巴，还是个上海孩子。”
妈妈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
姨妈住在外公家。外婆事先已经请同村一个本家妇女把房间打扫了，把被褥拆洗了，把能够想得到的一切都整理好了。外婆也是从上海回来才几年，因此很清楚，最大的困难一定是厕所和洗澡。这一点妈妈也想到了，赶到朱家村与外婆一起商量了好半天，终于安排停当。
姨妈很满意。当天实在太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她把表哥益生托交给外婆，说自己要去余家，拜见我的祖母。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上学。
看到姨妈和妈妈相抱而哭，看到姨妈和祖母关门长谈，我想，应该到外公家去陪表哥益生玩玩。
到了朱家村，我对外婆说：“外婆，我今天不找你，找他。”说着用手指了指益生哥。
益生哥奇怪地问：“找我？什么事？”
我说：“玩。”
“玩什么？到哪里去玩？”他笑着问我。
我说：“带你到山上玩。”
“到山上玩？”益生哥有点惊慌，转眼看着外婆。
外婆立即关照我说：“益生没爬过山，你走得慢一点。也不要太远，到吴石岭就可以了，不要到大庙岭。”
益生哥一路上东问西问，什么都好奇，我就像主人一样一一回答着。终于见到了大山，益生哥停住步子，仰头看了又看，眼中有点害怕，却不讲话。我带着他走过杨家岙的东麓，往南走，往西一拐，就进了山岙。这时，他更是慌张了，但慌张得满眼光彩。
我拉益生哥在一块岩石上坐下，休息一会儿。
益生哥坐下后抬头看到了上林湖，立即惊恐地左顾右盼，然后“嗬”了一声。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这地方，我梦里到过。”
“那梦有点怕人。”他说，“也是这样一个山岙，那边也有一角湖，先听到哗哗的水声，有一匹石马从湖水里冒出来了，上面站着一个石头将军，很奇怪，不是骑着，而是站着。石马一出水面，不动，突然一抖，那个石头将军就掉到湖里去了。石头将军一掉下来，石马就变成了活马，朝我飞奔过来。那马到我眼前停住了，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我：‘这是你的家吗？’我没有回答，它转眼就不见了。”
益生哥讲得我毛骨悚然。一阵风吹过来，我们俩都用手抱住了肩。
“回家吧！”我领着益生哥赶紧下山。
姨妈与祖母谈完话出来，抬头看了看偏西的太阳，就对妈妈说：“时间还早，你陪我到秋雨的学校去看看吧。”
看学校？妈妈看着姨妈的脸，突然明白了姐姐这次到乡下来的意图。难道，她也可能带着儿子回乡来住？
姨妈看到我小学的陋屋歪墙时大吃一惊。她回头盯着妈妈的眼睛问了两次：“怎么，这就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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