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知该不该把姨妈领进校门。幸好，校门里正好走出一个跳跳蹦蹦的女孩子，大声地与妈妈打招呼。
妈妈告诉姨妈，这就是我的班主任小何老师。
姨妈细细地打量着小何老师，问：“这么年轻就做了老师，中学刚毕业吧？”
小何老师笑了：“我的小学文凭才刚刚拿到。”
姨妈紧张地看了妈妈一眼。
她已经没有多大兴趣看小学了，妈妈领着她回外公家。路上，姨妈对妈妈说：“看来，你只能在秋雨做家庭作业时多加辅导了。”
“没有家庭作业。”妈妈说，“农民家节省，晚上舍不得点灯，老师也就不布置了。”
“那秋雨晚上做什么？”姨妈问。
“他可忙呢，”妈妈笑着说，“帮全村农民写信、读信、记工分，还要挤出时间到野地里玩。”
“你真想得开。”姨妈说。
姨妈在乡下只住了三天，就带着益生哥回了上海。
刚送走姨妈，妈妈就拿过我的书包，取出几个课本急急地翻了一遍，然后看着我发呆。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也不避我，对祖母说：“我知道在乡下上学没法和上海比，却没想到姐姐看到小学房子和小何老师的时候，那么害怕。被她这么一弄，我也有点害怕了。”
祖母说：“我老头走之前，提起小孩读书的事。后来抗日战争这么多年，我看来看去，大奸大恶都是读书人。到底，还是做人要紧。”
妈妈说：“要不，夜里不叫他写信、记工分了？”
祖母说：“这么小年纪天天帮别人做事，是在修菩萨道。顶多，以后不考中学了，在村里做会计，也可以去教小学。”
我连忙抢着说：“我决定了，长大了放电影。”
“放电影？”妈妈笑着问。
“对，一辈子放黄梅戏电影，天天可以看了。”我说。
我读书早，九岁就小学毕业了。
我没有留在村里做会计，也没有去学放电影。爸爸决定，还是要考中学，而且是考上海的中学。顺便，履行他婚前的承诺，把全家搬回上海。
从农村搬一个家到上海定居，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爸爸忙得焦头烂额。但他觉得其中最烦难的，是我考中学的问题。
姨妈的态度最明确。她对爸爸说：“乡下那个小学我去看过了。秋雨到了上海应该先补习一年，明年与益生一起考中学。我会仔细打听，找一所容易考的学校试试看。”
益生哥虽然比我大，却是按照上海规定的年龄上学的，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爸爸不太赞成让我先补习一年的做法，但又没有把握，因此急忙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要他到上海来与我谈谈，做一个判断。如果今年有希望考，那就要他对我做一些临时的辅导。
叔叔很快就来了。他穿得非常整齐，一见面，双眉微蹙，嘴却笑着，说：“现在辅导已经来不及了，还不如陪你熟悉熟悉上海。”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
我第一次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
叔叔几乎本能地朝《红楼梦》研究的书架走去，但只瞭了一眼就说“我都有了”，便离开，到隔壁柜台，问公元八世纪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字帖。他弓下身来在我耳边轻轻说，在所有中国古代文人中，他对这位书法家的品格最敬重。
一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一下叔叔，说：“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是叶家的藏品。”
叶家？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姓叶的，是哪一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通用常识随口吐出，可见这座城市是有一些惊人家族的，能把千家万户都罩住了。
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但此时此地也没有勇气去追问是哪个叶家。这就是上海。
叔叔出高价买下了那个帖子，颜真卿的《祭侄帖》。然后，他又带着我在一排排书架间转悠。他不断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放在我手上，给我介绍几句。我匆匆翻一下书，傻傻地问几句，又把书交还给他，他随手放回书架。开始时我问得有点害羞，后来胆子大了一点，问了不少。叔叔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又短又快。
这天回家后叔叔对爸爸说：“他用不着补习了，今年就报考，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学。”
全家搬回上海后，祖母把陈妈、吴阿姨、海姐这些老姐妹都叫来了，说的全是老话，一会儿擦泪一会儿笑。
海姐告诉祖母，姨妈为了一门心思把益生哥培养成人，不考虑再嫁。但她已经没有稳定收入，只得瞒着亲戚朋友，通过失业者服务公司的介绍，悄悄地做起了一家菜场的营业员。而且她自己要求，专做拂晓时分的早市。那是菜场最辛苦的时段，但对她来说，却可以躲开以前熟悉的一切目光。那些目光看到的她，还是在南京理发店做头，在德大西菜馆用餐，在原先法租界复兴公园的梧桐树下牵着益生哥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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