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不仅把家吸穷了，而且把身体吸坏了，但他已经不能自拔。他变卖和典当了家里的大量财物，而他那时已经有了七个孩子。
每天下午，祖父避开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门。他去的地方既明确又不明确，因为当时上海的鸦片馆数不胜数，仅法租界就有一万多个。
深夜回来，祖母还没有睡，祖父总会从皮包里拿出七八本书交给祖母，说：“收在书柜里，以后孩子们要读。”
这事一直让祖母感到奇怪。孩子们不都在学校里读书吗，为什么还要在书柜里存放以后要读的书？
原来，祖父已经看到自己的末日。他算来算去，被自己吸剩下来的家产，今后没法让七个孩子都上学了，那就只能让他们去做工，回到家里还有一柜书可读。但是，吸到后来，他已经举债累累，断定自己走后，妻子根本养不活这么多孩子，只能送人。因此，不再买书。
“你已经一个多月没买书了。”那天祖母对祖父说。
“读书也没用。”祖父说，“大难一来书作坟，乱中添乱是儒生。”
祖母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怎么了。
一九三七年的春节，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向祖父、祖母拜年。外公是个热闹人，还带来了自家的几个亲戚。其中一位，大家叫她“海姐”。海姐一进门，就伸手挽住了祖母的手臂，亲亲热热叫了声“阿嫂”。
祖母平常是受不了这种亲热的，但今天很高兴，没有让开海姐的手。
海姐是上海市民中那种喜欢附着另一个女人的耳朵讲悄悄话的人。她拉祖母到二楼的一个小客厅，突然反身把门关上，扣住，把祖母按在椅子上，随即轻轻问了一句：“阿嫂，你先生每天晚上是什么时辰回家的？”
这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被她神秘兮兮的动作一衬托，祖母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
海姐知道祖母误会了，立即解释道：“放心，不是轧姘头。是这个——”她伸出右手，翘起拇指和小指，把中间三个指头弯下，再把大拇指移到嘴边。这是对鸦片烟枪的摹拟。
祖母稍稍松了口气，却又坐在那里发怔。
海姐细声地在一旁劝慰，祖母听不进。海姐终于要走了，祖母疲乏地站起身来，送到门口。
是的，丈夫不仅说了“大难一来书作坟”的话，而且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似乎成天没精打采，脾气变得异常柔顺，眼角里却又会闪出一些特别的光亮。晚上回家，身上有一股幽幽的气息，不香，不臭，不清，不腻，有点像乡下道士炼丹炉边发出的味道。
祖母没想多久，就做出了确定无疑的判断。她在晚饭时想对丈夫开口动问，看到满桌孩子的眼睛又停止了。丈夫放下饭碗就出了门，祖母追出去，早已不见踪影。
祖母把家事全都托给女佣陈妈，自己一家家找去，想把丈夫拉回家。她知道找到也没用，但还是找。
天下妻子对丈夫的寻找都是这样，要找了，已经没用了。追上了，也不是自己的了。
祖母一直没有追上祖父，而是祖父实在跑不动了，自己倒下。
祖父临终前两眼直直地看着祖母，牵一牵嘴角露出笑意，嗫嚅道：“本来想叫孩子们多读点书，出一个读书人。我这么走，不说读书，连养活也难……”
祖母擦了一下眼泪，按着祖父的手说：“会养活，会读书。”
祖父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嗫嚅道：“天天都在防灾难，没想到，灾难出在我身上……”
没说完，他头一歪，走了。
周围的人都在猜测，带着七个孩子的祖母会做什么。
出乎大家意料，祖母做的第一件事是卖房还债。
祖父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向祖母一一交代过家里的账务，自己欠了哪些人的债，哪些人欠了自己的债。祖母一笔一笔记住了。按照当时闯荡者的习惯，这些债，大多是“心债”，没有凭据。
那天晚上祖母把家里的女佣陈妈叫到房间，感谢她多年的照顾，说明今后无法再把她留在家里，然后，就细细地打听穷人的生活方式。陈妈早就看清这个家庭的困境，却没有想到祖母会做出卖房还债的决定。
“这房子卖了，不能全还债。选一选，非还不可的还了，有些债可以拖一拖。孩子那么多，又那么小……”陈妈像贴心老姐妹似的与祖母商量。
“这没法选。”祖母说，“还两笔，拖两笔，等于一笔也没有还。”
陈妈叹了一口气，说：“老爷前些年借给别人的钱也要去催一催。那些人也太没有良心了，明明知道这一家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么多天来也不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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