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来，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得很周到了。但毋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前后矛盾。此处如是说，彼处如斯说，总得有个过渡、有个呼应、有个解说，但贺拉斯不管，照样说下去。随手写信，自有可原谅之处，但内中确实体现了贺拉斯理论上的不周密之处。好在他的言辞优美流畅、娓娓动听，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某些前后抵牾的缺陷。
贺拉斯还从戏剧家的主观角度论述了戏剧题材的选择，认为“力所能及”是作家的主观选材标准，这是很有道理的。他说：
你们从事写作的人，在选材的时候，务必选你们力能胜任的题材，多多斟酌一下哪些是掮得起来的、哪些是掮不起来的。假如你选择的事件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自然就会文辞流畅、条理分明。
如此切实的忠告，非长踞艺坛、经验丰富者不能言之。
某一题材掮得起来与否，贺拉斯主要不是指作者对该题材的熟悉程度，而是指作者是否具有处置、调配、安排该题材的能力，着重于艺术手腕。
由于他把古代现成题材与现实题材两相比较更热衷于前者，所以他的主观选材标准也是以古代现成题材为主要对象的，反正都不熟悉，权且以自身的艺术能力去审度选择。这样，他所谓力所能及的选材，势必是与艺术处理连在一起考虑的。
他有一句传之后世的名言：“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这里所谓的“判断力”，正是一种包括对艺术处理的预想在内的选择。他希望人们正视并锤炼自己的艺术安排能力，敢于把那些人所共知的平常事物写得新颖：
我的希望是要能把人所尽知事物写成新颖的诗歌，使别人看了觉得这并非难事，但是自己一尝试却只流汗而不得成功。这是因为条理和安排起了作用，使平常的事物能升到光辉的峰顶。
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义，表达就能尽善尽美。
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人们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艺术能力而敢于在艺术领域夸下吃天搬山的海口。他俏皮地说：“你若夸下这样的海口，你拿什么东西出来还愿呢？（这就像）大山临蓐，养出来的却是条可笑的小老鼠。”由此，他激赞荷马，连这样一位吞吐万汇的大诗人也有这样的品质：“凡是他认为不能经他渲染而增光的一切，他都放弃。”荷马并不侈望表现许多大事件的全过程，但正是他，巧妙地选择角度和支点，扛起了一座座大山。
总之，贺拉斯在客观标准上侧重于对古代现成题材的选择，在主观方面又以自身的艺术安排能力为选材准绳，两相契合，构成了他比较保守的戏剧题材主张。他在题材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太保守的见解作为理论调节，却无改其大体主脉。
三、更多地考虑观众
戏剧不能离观众而存在，这是浅陋的生活常识，但在戏剧理论中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大有深入研究的余地。贺拉斯比较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比亚里士多德跨进了一步。
可贵的是，他是从艺术美必须唤起欣赏者对美的感应能力这一点上来展开论述的，这使他在《诗艺》中有关观众的言谈找到了一块不低的基石。
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贺拉斯在这里把“美”与“魅力”分列开来，从他的全部论述来推测，他所谓的未必有魅力的“美”主要是指“完美”，即他所一再强调的内在结构的“合式”、“妥帖得体”、“恰如其分”。移用到戏剧之中，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点中所介绍的戏剧艺术内部一致性问题。贺拉斯迈前一步，认为已具有内部一致性的作品未必能按照作者的愿望左右欣赏者的心灵，因此还必须加入魅力这一要素。对戏剧来说，左右观众的剧场感染力，也就成了重要的美学要求。于是，贺拉斯把戏剧放到了观众席中，从观众的哄笑声、赞叹声、怒骂声中来评判它们的利弊得失。
“观众”一词是贺拉斯谈论戏剧时的口头禅。翻翻《诗艺》，我们随手可以摘下这样一些词句：
“请你倾听一下我和跟我在一起的观众要求的是什么”，“如果你希望观众赞赏”，“如果你希望你的戏叫座，观众看了还要求再演”，“你若要为你的嬉笑怒骂”“赢得观众的喝彩”，那么就应该怎么怎么；而只有当怎么怎么之后，“才能使他们（剧中人——引者）的哀怨打动观众的心弦”，“观众才相信”，“更能使观众喜爱，更能使他们流连忘返”；要是不怎么怎么，“罗马的观众不论贵贱都将大声哄笑”，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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