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向。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千年谈判。
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三世纪出现过一项并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据我所知，这项任命与秦统一中国的宏图有关。本以为只有把四川作为一个富庶的根据地和出发地，才能从南线问鼎长江流域。然而，这项任命到了李冰那里，却从一个政治计划变成了一个生态计划。
他要做的事，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灌溉。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没有资料可以说明他作为郡守在其他方面的才能，但因为有过他，中国也就有了一种冰清玉洁的行政纲领。
中国后来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杰出学者选拔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竭力钻研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难以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做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清澈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故事，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以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居然就是李冰的雕像。
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作镇水测量用。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其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女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她由此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李冰的精魂不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
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一定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
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吧。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一片慈眉善目。人对自然力的调理，居然做得这么爽利。如果人类做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了。
都江堰调理自然力的哲学，被近旁的青城山总结了。
青城山是道教圣地，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大宗教。道教汲取了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哲学，把水作为形象化的教义象征。水，看似柔顺无骨，却能变得气势滚滚，波涌浪叠，无比强大；看似无色无味，却能挥洒出茫茫绿野，累累硕果，万紫千红；看似自处低下，却能蒸腾九霄，为云为雨，为虹为霞；看似没有造型，却能作为滋润万物的救星而被殷殷企盼……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