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找到的新的岛屿，是可靠的吗？怎么证明，它连接着海底山脉？而且，即使连接了，又怎么证明能够抵御海啸？
海啸和岛屿只是比喻，我们就在比喻中栖息。
偶尔，也会有一些诚实的目光重新提醒我们。例如，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爱因斯坦、霍金……
他们的提醒，常常让我们出一身冷汗。回头看世界，人们还在忙着假设各种“意义”，并由此互窥互耗、血火争斗、连篇累牍、纷纷扰扰。一提醒，才发现人们沉溺的“意义”都是假设的，因此也变得稍稍平静。
平静了不一会儿，人们受不了“失重”之苦，便又重新建立“意义”。为了诱使别人加入，也为了说服自己，便把这种“意义”竭力撑大，使虚假更加虚假。
这一来，人类文明史就分出了两大层次：假设层次和真实层次。假设层次在比例上占九成以上，而且一会儿表现为神圣，一会儿表现为壮丽，一会儿表现为强大，一会儿表现为成功，一会儿表现为深刻，一会儿表现为叛逆，都从者如云，烈烈扬扬；真实层次是摆脱假设之后的思维结晶物，很少，却可以看淡一切神圣、壮丽、强大、成功、深刻、叛逆。
在假设层次与真实层次之间，有一个彷徨层次。那里，很多智者在苦恼，在决裂，在求索，在挣扎，在批判……，文化，主要停留在这一层次。在假设层次上也有文化，但往往宣导色彩、痴迷色彩太浓，等级不会太高；在真实层次也有文化，但因为过于透彻、过于达观，失去了苦恼和决裂，往往笔墨疏落、月冷影单。
处于中间彷徨层次的文化，无意中承担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引导作用：或引向热闹的假设，或引向冷寂的真实。后一种引导很难，因为那要卸除很多东西，也就是要不断做减法，一直减到不能再减。
除非，有了无法抵抗的外力，使人们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不得不做最彻底的减法。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现实人生中来了。
我曾在一本书中表述一个特别的观点：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
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数十万生灵的刹时陨灭，使原先陷于极左痴迷的中国惊呆了。
各地慌忙驰援，但贫困之极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而是补了一门有关“生存底线”的“天地之课”。我一直认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结束，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逃到家乡的一座山上研读中华文化经典。因地震，我联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灾时创建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话，一下子摸到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这个过程，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经写到。
从此，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一直盘桓在我心中。
后来，我也以通行的学术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哲学、美学、艺术学上的种种成就，并写成了好几本书，但很快就转回到了我的学术原点：只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探询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所有的探询都依附着一条极不安全的生存底线，因此，始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正是为了这种探询，我在二十几年前便辞去一切职位孤身投入旷野。在这之前，我们被灌输的都是生存意义，而不是生存状态。
由于辞得干净，我走得很远很远。
总有人在路边问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从学术上说，我是从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然后，又把文本文化并入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
一路上写了不少，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以及后来整理结集的《寻觅中华》、《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等。但是，让我重新下决心系统汇总的，是另一次地震灾难：五一二汶川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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