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样，这次大地震又让我们万分惊悚地感知了人类的生存底线。只不过，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相当贫困，而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已经相当富裕。两次大地震提醒我们：在生存底线面前，贫富荣衰一律平等。
与唐山大地震时不同，汶川大地震之后我立即赶赴了现场。在触目惊心的废墟间，我强烈感受到，当这样的天灾降临，个人、家庭、村落、乡镇几乎都无法自救。若能延续生命、保存文明，必然是互相救助的结果。
这种现场感受使我得出了一个推论：中华文化为什么能成了全人类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必然与一次次灭顶之灾中的守望相助有关，可惜没有被朝廷史官们记录下来。我得出这个推论，也因为亲眼看到了那些天，全国各地民众自发救援的感人景象。正好我考察过亚洲好几个天灾现场，又去过美国遭遇飓风的一个灾区，救援情况都远不如中国。
由此我想，在自然暴力面前人类确实微不足道，但是，即使毁灭降临，在毁灭前一刻的善良互助，可能成为人类到过地球一次的最终安慰，也可能是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最后比赛。为此我当即发表文章说，汶川大地震证明，中华民族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像样的族群。我还说，我将把这个想法，作为今后研究中华文化的新起点。
与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一样，仍然有一些人不明白“天事”大于“人事”，一心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这次，是全世界民众不理他们了。正如台湾学者南方朔先生所说：“这次地震让人痛心，却让中华文化在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
南方朔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是指在“生存底线”中的善良互助。这种善良互助在平日很可能被掩埋，掩埋得连自己也不知道；一旦大灾降临，却“震”出了集体本性，这便是文化自醒。
那么，就让我们简单扫描一下中华文化的生存状态。
地球，这个在银河系中几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颗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陆地。在一块块陆地中，最大的一块是欧亚陆地。在这块陆地东边，有一个山隔海围的所在，那就是中国。
中国这地方，东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从西到西南，则是高原。光这么说还显得平常，因此，必须立即说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个都很大，而高原则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说，这是一片被严严实实“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样的海是无法横渡的，那样的山是没人攀越的，那样的沙漠是难于穿行的。结果，这地方就产生了一种“隔绝机制”。幸亏，它地盘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泽。人们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织，春种秋收，这就是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状态又被说成“靠天吃饭”。一个“天”字，就包括了气温、气候、降水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自然灾害。
“天”怎么样？从中国最近的五千年来说，开头一直温暖，延续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战国回暖，秦汉也比较暖。三国渐冷，西晋、东晋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温，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两代，都比较冷，直到民国，温度上去一点，也不多。
气候的温度，或多或少也变成了历史的温度。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著）上找到一幅气温变化曲线图，据注释，此图采自于《中国文化地理》（王会昌著）。这幅曲线图把气温和朝代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一次次无奈迁徙，一次次草衰风狂，一次一次生态战争，一次次荒野开拓，一次次炊烟新起……我对着这幅曲线图，看了很久很久。
我相信，不管说大说小，生态原因都是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从最小的角度看，那一些著名战争的胜败，其实都与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将士多寡、君主贤愚、帷幄谋略关系不大。根据传说资料，黄帝能够战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的胜负。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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