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返驯顺、重归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翻然悔悟。
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其他城市还都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有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秋雨注：此文发表在二十年前。当时上海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正式起步，上海人备受全国厌弃，连自己也失去了自信。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上海人的历史地位和心理品性，从文化上对他们进行了全方位的鼓励，又指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在此我要深深感谢上海市民。我对他们的严厉批评居然没有引起任何反感，这在中国各地“地域性敏感”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极不容易。
一
上海的松江地区有一个广富林文化遗址，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前不久有一次考古现场的电视直播，我与指挥这次发掘的考古学家宋健先生、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一起，接受了即时采访。
上海的历史一般被说成是七百年。那是指公元一二九二年，元朝设立了上海县。
这是行政地理学上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往前推，上海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是介乎吴、越之间的征战之地，西汉时代属海盐县，唐宋时代属华亭县。这是上海的“前史”。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从行政地理学拓展到人类生态学，那么，上海地区的“前史”就更早了。在被官方划来划去之前，这一带早有祖先活动的踪迹。广富林文化遗址，可以确定已有四千年历史，这就一下子把我们的时间概念拉长了。
上海这座充分近代化的城市，居然出现了这么悠远的历史背景，就像车水马龙的街市后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山影，把人吓了一跳。这里有一种神秘的时间呼应，一定会让大艺术家们深深沉思。
但是，我们不能匆忙地把广富林遗址与现代上海直接相连。
我在传媒上已经看到不少这样的宣传。有的报刊甚至硬把考古发现中的点点滴滴说成是“上海特性”，与今天上海的发展扯在一起，真是牵强附会。
其实，广富林和今天的上海，连“远亲”都说不上。
严格说来，广富林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人类生态，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它的文化意义要宏大得多，开阔得多。
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大概在八、九千年之前。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新石器时代的了解，更多地集中在黄河流域，例如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衍伸于陕西、河南、山东的龙山文化。
为此，大家一直喜欢把黄河说成是中华文化的“母亲河”。这是对的，但并非唯一。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系统发现，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其中良渚文化倒是早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但当时只认为是龙山文化的别支，到五十年代才定名为良渚文化。
现在我们有信心说，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文化遗址不仅丰富，而且已经可以完整地构成代代相续的系统。
据我本人的现场考察，最早的应该是我家乡余姚的田螺山文化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比较有名，开始于七千年前；田螺山文化遗址在河姆渡东边，是近几年发掘的，比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早了一千年左右，大约八千年吧。
与河姆渡文化差不多时间，或稍后，浙江嘉兴一带又出现了马家浜文化。也有人认为，马家浜文化就来自于河姆渡文化，渡了一条钱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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