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自诉重点，不在辨正所谓“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之事（因为前辈李敖在露脸牺牲时，今天的党外后辈，尚不知人在哪儿）和所谓“《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之事（因为《美丽岛》等刊物出版时，一些党外后辈早已数典忘祖，从未向李敖约过稿）。而所谓“暖流出版社”出资约李敖出版《中国历史演义》，李敖拒用真名云云，从无此事。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这家叫作“暖流出版社”的出版社，而这套书由远流出版社出版时，却正正挂的是“李敖校订”等名字（附证四）！李敖并未“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二。
三、同期又有所谓黄纪男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言语历历，并说黄纪男责备李敖“幕后！幕后！只叫别人去死”等话，业经黄纪男在7月13日电话中一一否认（附证五）。经李敖把电话中对话公布后，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复在7月28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七期中发表《敬告李敖》，说黄纪男发言，他们“存有录音带备查”，并反指李敖“睁眼说瞎话”（附证六）。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三。
四、8月11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九期中，由史文（化名）署名，发表《中研院的小三公》。文中在丑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后，笔锋一转，诽谤李敖说：
丁邦新的事，李敖都很清楚。为了怕李敖把他的诸般丑事给抖了出来，遂百般奉承李敖，还在选院士前提报李敖当史语所的编审——相当于研究员的职务，结果被中研院打回。但丁邦新为了拉拢李敖，现仍在替李敖努力找位子（附证七）。
查李敖与丁邦新自从预官八期同队受训后，二十六年来，毫无往还，从何“都很清楚”丁邦新的事？又从何被丁邦新“百般奉承”？所谓丁邦新提报李敖任史语所“编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一、史语所从无“编审”编制，又从何提出？二、纵有，丁邦新岂敢提出？三、纵提出，李敖岂屑为之哉？）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这段文字，用意在含沙射影指李敖因得丁邦新好处，故不抖出丁邦新的“诸般丑事”。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四。
查诽谤罪的构成，行为人以言词或举动为之，构成普通诽谤罪；以文字或图画为之，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构成加重诽谤罪。本案的犯行，恰为加重诽谤，已至为明确。特此择举列出四项，请惠为审理，科以应得之刑。
1986年12月15日
7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文章，说《文星》再度停刊的消息传至文化界后，文化界人士几乎同表惋惜之意。又说《文星》发行人提到了《文星》停刊的一些因素，他特别强调“知识青年的品位已普遍变质，整个社会的走向，与我们一向所怀抱的理想，好像距离愈来愈远。这些才是像《文星》这样一份杂志，难以继续的真正原因”。《中央日报》肯定了这一原因，因而备致惋惜之意。我看了，却不禁好笑。
《文星》发行人所说的“社会的走向”“知识青年的品位”等现象，固然有之，但这不是《文星》办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因为这些现象毫不稀奇，并且早就存在。当年《文星》在李敖主持下的奋战目标之一，岂不就是矫正这些走向和品位吗？如今杂志办不下去，反倒回过头来，倒果为因，这是一种瞒天过海的自解而已。
这次《文星》停刊的真正原因，根本上，不是别人的“变质”，也不是别人同它“一向所怀抱的理想，好像距离愈来愈远”，而是它自己的“变质”，自己背弃了原来所怀抱的理想，“距离愈来愈远”了。
《文星》当年在李敖主持下，造成在杂志界龙盘虎踞四年的奇迹。这四年的奇迹，对群众的影响是深远的。梭罗（Henry D．Thoreau）说：“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才开始他的新生命。”《文星》当年带给群众的，果真做到了这一点。正因为当年《文星》有这样大的魔力，正因为它有魔力推动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并勇于表达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以致为官方所忌恨。最后，《文星》一条龙和了牌，还由李敖大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杠上开花，直指国民党党中央的当口，致使国民党查封了它。时维1965年12月，《文星》死矣！
《文星》死后二十一年，萧孟能突然以蓦然回首的心态，把它复刊。我当时表示：记得1905年11月，革命党们在东京办《民报》，出到二十四期后，被日本政府查封。1910年，又出版了表面上在巴黎发行的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引起原来《民报》的大功臣章太炎的不满，公开指斥复刊后的《民报》为“伪民报”。如今《文星》杂志复刊，我不忍视它为“伪文星”。但它若背弃李敖树立的精神，纵使要真，恐怕也很费手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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