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钱，但我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我的组员，包括“营业部主任”也托我寄信。他们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里念苦经，要家里人赶快给他们办准迁证吧，我想。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了桔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土豆呢？”“两块。”“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睛问他。“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
“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秤。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在劳改农场，我就经常和来给我们做买卖的老乡打交道。我熟知他们有一种直线式的思想方法。有时候，他们会出奇的固执，拼命地钻牛角，只记一点，不计其余。这也可能使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或创造性的劳动上，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但更大的可能倒是被人愚弄，被人戏耍，让他们顾此失彼，大上其当。而我就是用自己的小聪明戏耍他们的人之一。“我”啊，你究意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太阳暖融融的。卵石和砂砾在我脚下咯咯作响。方圆十几里阒无人迹，只有我一个人在荒滩上昂首阔步。“只、有、我、一、个！”这就是自由。在大号子里睡了四年，出工排队，收工排队，打饭排队，干了四年密集性的劳动之后，只有独自一人在一个广袤的空间行动，是多么幸福啊！
洪水从山上下来，冲出一条条深沟，又像是向山坡蜿蜓而上的卵石路。大大小小的卵石在阳光下散发着钢青色的辉光。略微向平原倾斜的荒滩，景物的色调是坚毅的、严峻的。一切都岿然不动，只有一种土色的小蜥蜴，见我过来，或是摇着小尾巴拼命地跑，沿途丢下一连串慌慌张张的小脚印；或是挑战似的扬着头，用小眼睛瞪我。那样子真可笑！在这个季节没有沙葱，也没有肉苁蓉，不然我可以爱拔多少就拔多少，大嚼一顿。我不是独自一人了吗？我不是自由了吗？现在，连空气都是属于我的！可是，这时候荒滩上只有枯干了的芨芨草和酸枣。酸枣是一种多刺的灌木，实际上就是荆棘的学名。荆棘！这个词使我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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