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床上坐起来，带着歉意问他：
“是想家了不是？”
在昏暗中，只见他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前面那张我不能看见的乐谱或是别的什么人、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才小心翼翼地放下琴，长长地叹息一声，但却这样回答：
“哪里是想家哟，是干活干乏了！”
他只敢在“革命歌曲”中偷偷地寄上一点自己的感情，象走私犯一样，用光明正大的运载工具捎上自己的私货，托运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如果他能向人吐露肺腑之言，我们倒能谈谈天。他是国民党哪个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旧学底子很厚的。但他从来不说心里话，平时也不说笑。有一次，我把我们的集体宿舍称作“光棍委员会”，他听了竟非常害怕，在僻静的角落慎重其事地对我说：“哎呀！老章，你怎么能说什么‘委员会’呢？领导上最注意有什么组织了，给人听见是不得了的呀！”而他并不象患有被虐性的精神病，他经常脸朝着墙用一笔端正娟秀的漂亮字体写申诉书。
“怎么样？还没有答复？”寂寞的音乐使我同情起他来，我又问。“我在山上呆了一冬天，我还以为你早就回家了哩。结果你写了那么多，还是不管用。”
“不是不管用，”他认真地说，“是上面没有见到。准是让什么人在中间卡了。要知道，我是立过功的呀。”
“你立过功？”我好奇地问，“立过什么功？难道你起义以后还在解放军里打过仗？”
“唉！你不知道。”他颓然躺下了，仿佛在追忆往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师部集中学习，我们原来起义部队里好些人的历史材料，都是我提供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被他“提供”过“历史材料”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这时不知道是谁平了反，又在农垦系统中恢复了职务，于是“在中间卡了”他的申诉书。
正是他立的功害了他！
而他自己却当局者迷。
“好吧，那你就好好地写，多多地写。总有一天上面能见到的。你总有一天会回家的。”我安慰他说。
“哼哼！你等着吧！”
我赶快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我碰见过很多爱告密的人，“营业部主任”只是其中之一，这儿又是一个！但他现在好象已经放弃了告密，专门拼命地写申诉了。先是诬陷别人，后是为自己辩护，这也是人的一种命运！
暗夜中弥漫着一股臭烘烘的粪池味。
是不是天气要变？
但也有一股沁人心肺的沙枣花的清香。
毕竟春深了！
她们的房间里点着一个超过规定的大灯泡。我一进门就眯缝起眼睛。
“荷，你们在干什么？在下棋？”
她抬起头，哧哧地笑着。
“谁在下棋？这不，马老婆子叫我替她写申诉书哩。”
她们俩面对面地低着头俯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摊着一张白纸。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手里捏着一支笔。
马老婆子说：“老章，你回来了，我看还是请你写。你文化深。”
“对不起，我从来不替人写申诉。”我说，“要是你申请登记结婚，我就替你写。保证上面批准。”
马老婆子骂道：“死鬼！我结婚？我跟谁结婚？怕发昏去吧！”
我嘻嘻地笑道：“跟周瑞成吧。他老婆跟人跑了恐怕他还不知道哩，你们两个正好是一对，他也在写申诉书。”
马老婆子也笑起来：“你呀，从来就没个正经。我的小兄弟，你这辈子就是这张嘴害了你！”
“你才说错了！”我随随便便地在马老婆子的床上坐下来。这张床正在她的对面。“我这人从来就是正正经经的。只是现在人把正经话当成了玩笑，倒把荒唐事当成正经。再说，我前后五次的罪状上都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我写了什么什么。你看，我这样的人你还请我来替你写申诉书？只怕越写越糟，再把你关进去！”
马老婆子八岁就给山东的一家小地主当童养媳，当了八年老家才解放。丈夫比她大十岁，战乱中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老家的贫农团长看上了她，但这个十六岁的小媳妇却糊糊涂涂地拒绝了幸福。这位团长恼羞成怒，一直等到五八年“大跃进”才找到机会，给她戴了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含悲忍泪逃到偏远省份的这个农场当农工。而紧跟在她后面的那张“通缉令”终于在六三年“社教”运动时找到了她，于是农场把她当成“逃亡地主”判了三年刑。虽然她早就刑满释放，但至今仍然是“地主分子”。她写申诉书，是要求摘掉她头上的这顶不合适的帽子。可是她曾亲口告诉过我，那位贫农团长现在已经当了她老家的公社书记。地主的甄别是必须通过当地政府的，这不等于把申诉书往字纸篓里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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