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
“是日记吗？”
“是的。”
“我们这个日子有啥记头，每天都一样。可我每天都看见你写好几张。”
我推开她，坐起来。“我告诉你，香久，不能跟任何人说我写过什么东西，连一点口风都不准露出去。懂吗？”
她坐在草丛中，侧着上身，用一种娇媚的姿态拢着散开的头发。“我懂。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她说，“可是，你少操那些闲心不好么？你管它什么‘资产阶级法权’不‘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法权’关我们啥相干？”
“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
“没看过。”她说，“我看也看不懂，光看到一句啥‘资产阶级法权’是高于封建啥啥啥的话。”
“看不懂以后就别看！”我站了起来。“好了，咱们穿衣服吧。天不早了。”
我们牵着马钻出树林，骤雨初歇。天晴气朗，西边又透出一片金色的阳光，在铅色的云和黛青色的山巅之间。“哑巴”既懂事又傻，他早已把牲口赶到草滩上吃草去了。
“妈的！”我骑上大青马说，“牲口吃了刚淋过雨的草要肚子疼的。来，上来！”
“我要坐在你前面，”她撒娇地笑着。
“那象什么样子？还骑在后面。”
“那怕啥？俩口子，谁能管得着！我就是要叫别人看看！”
“来吧来吧！别讨厌了！没工夫扯闲话。”我把她拉上来，仍骑在我的后面。
“黑子一进村，就跟何丽芳抱着亲嘴。她说，他们笑啥？北京街上的外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她嗔怪地说，“就你怕这怕那的！”
“外国人是外国人。”
走过了麦地，她又并无烦恼地叹了口气：“唉，黑子说回去过国庆节就来，结果超了二十多天假，也没人敢扣他一分钱，连说都不敢说他。这事要是搁在我们身上，哼！……”
“是呀，”我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不但是外国人能做而我们不能做，并且连别的中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不能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驾！”我催动大青马跑起来。
马厩里有一个公社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披着一件淋湿了的蓝布中式褂子，和曹学义一起靠在马棚的栏杆上。
“回来啦，淋着了吧？”曹学义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理他，把马群赶到潮湿的马棚里，帮着“哑巴”一头头地将它们挂在糟头上。
曹学义和那个公社干部走了过来。“都在这儿了，一共二十四头，”曹学义告诉他。“你看吧。”公社干部很内行地一一打量着牲口，老练地翻开它们的嘴唇看看牙口，边看边咂嘴摇头。“都不怎么样！”他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是买牲口么？”
“嗯。”公社干部抬起眼睛看了看我。
“你算了吧！”我说，“你们农村有这样的牲口吗？农村的牲口都是‘三快牌’的——躺倒比站起来快，拉稀比干活快，脊梁骨比刀快。你瞧瞧这头牲口，”我拍拍大青马的脖子，“你要买我还不卖哩！”
“行啦，”曹学义说，“他看上哪头就给你哪头，都看上了都赶走！”
“怎么？”我诧异地问：“农场不要牲口了？”
“哼哼！”曹学义撇了撇嘴。“上头说一九八○年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下头更积极，定的目标是提前三年，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开始处理牲口了。我看他狗日的五年里能不能实现机械化！……不过，到时候咱们再向公社买牲口吧。反正折腾来折腾去都是国家的钱。”
“好吧。”我说。他这番话，似乎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
回到家，黑子夫妻俩和“哑巴”的大脚女人就接踵而至。
“老章，他妈的！我一回家就叫我写批判稿。”黑子说，“没辙！你给咱们俩口子一人写一份吧。”
“还有我们俩口子哩！”内蒙古的大脚女人说，“你们说这叫啥事儿！还要让‘哑巴’也批判宋江。宋江是谁呀？又犯了啥错误了？”
“宋江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黑子拍拍大脚女人的肩膀，告诉她，“他的错误跟你们家‘哑巴’一样：一天到晚不说话！”
“咦！一天到晚不说话也是错误？”大脚女人手里拿着一叠白纸。这是畜牧班发给她写大批判稿用的。批判稿纸有统一的格式，限期交上去，和交公粮一样。
“那可不！”黑子正色说，“说得太多了跟不说话都是错误。幸亏你们‘哑巴’是个臭放马的，要是个官，咱们也要拿他来批判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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