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得到喜讯，说是法国超市每星期五上午十点出售海鲜。二十年来我上午的时间都是锁定给写作的，火警、匪警都不管，天王老子也不接待。上星期五上午九点半，我居然停止了写作，请司机把我载到了超市，挤进了等海鲜的人群。柜台里空空荡荡，只有昨天的鸡和不知何日的火腿，并未见海鲜。阵式很像70年代的大陆，排队买肉或买带鱼，货还没影，已挤满一群鸟为食亡的人类。你若向旁边人打听，是否真有货卖，回答一定是“不清楚”。这里也一样，我问一个意大利口音的胖大爷，海鲜的信息确切与否，他说：“不清楚。”显然怕供不应求，粥少僧多，驱退一个竞争者算一个。我只好问面无笑容的售货员：“不是说今早有海鲜卖吗？”她回答：“没有。”简直像是在为一位要人接机，对他的到达保密到最后一秒钟。我看看表，离十点还差十分钟，连海鲜的味儿都还没闻着，更是没有任何大开张大出售的预兆。我二十年才舍得拿一个早晨出来，容易的吗？我又去问一位男售货员：“海鲜呢？你们不是有海鲜卖吗？”他说：“有啊。”他指指拐角，“那里。”
我赶紧跑过去，发现那是一个大冰柜，里面不是海鲜，而是海鲜化石。我不止一次在那个冰柜边打转，想豁出去买几只对虾化石回家吃吃看，说不定会对对虾吃出新认识来。但我实在不敢。男售货员笑眯眯地把我指向歧途，是调虎离山。我在超市里买了几样其他东西，回到原地，坏了，海鲜已售出去大半了。我看看剩下的鱼全是生面孔，也顾不上忌讳了，一下子买了五条。意大利胖大爷买足了自己的一份，不安全感带来的敌意荡然无存，成了个亲善热情的老头，对我指教“买红颜色的那种鱼，味道最好！赶快，还剩四条了！”我马上换了两条红鱼，跟绿菜一样，我对鱼也不求甚解，就叫它红鱼。
十点半不到，海鲜已售完了，真惊险。这时发现人群里还有几个上海人。阿布贾几乎碰不上中国同胞，却在海鲜面前碰到了老乡。
到阿布贾的第二个礼拜，参加了我的女邻居乔安萨组织的清晨远足。所谓组织，也不过只有三个人：乔安萨、摩尼卡、我。尼日利亚的犯罪率极高，我正在发愁户外活动如何进行。一看两位女伴身材高大，纯粹非洲血统，万一碰上当地歹人，也许会给她们面子，放我们一马。
清早鸡一鸣，我就起床了。一身短打，一顶棒球帽，夹在一左一右两位女伴中间，狐假虎威地上了路。天尚未全明，清凉的空气含有滋养万物的润泽。当然也滋养垃圾。当我们走过一对白头偕老般紧挨的大垃圾箱时，一股丰富的气味一直陪伴我们到第二个垃圾箱的气味热烈地迎上来。摩尼卡说，夜里要是下了雷暴雨就没有气味了。
这一带是使馆住宅区，都是高墙深院，而就在路口便有个流浪人的据点。我们走过时，三个女人和一群大小不等的孩子向我们道早安。他们的营寨是一栋盖了一半的房子，一层有屋顶，二层地板朝天。随着我们的远足，我常常看见这样半途而废的建筑。有的是建得相当考究的回寺，有的是天主教堂，也有写字楼或住宅。建筑者像是被一个不成熟的念头驱使而动了工，不久便留下不成熟的作品离去了。我们邻里的这个流浪部落就住在这样一座胚胎状态的豪宅里，也不知他们怎样水洗如厕，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整洁鲜亮。部落里的女人们似乎是生产者，男人们像是统治者和消费者。女人们清早支起灶，架一口大锅，里面沸沸腾腾总是炸着什么食品。那是他们作为生计的早餐生意，一只只油炸的面球卖二十尼拉，等于一个半美分。早餐时间过后，她们销售鸡蛋、面包、棕榈油等日常用品。本地烹饪离不开棕榈油，我们院里的女佣也会去那里购物应急。几天的远足，我注意到女人和孩子们都是天天换衣服。
走出去一里路，进入一个奇怪的声音和气味的氛围。声音是高调子的长啸，像一个本钱不错的男小旦在吊嗓子。不久便看见四个孔雀大摇大摆地在马路上鱼贯而行。美丽的禽类能发出如此的嗓音，不免有些恐怖。这回的气味远比垃圾来得生猛，必定发自某个活物。再一看，离孔雀不远站了一匹大牲口，脸像骆驼，头带犄角，毛像两藏的牦牛，却是浅驼色。想问两个女伴，但她们正在激烈声讨上司，我插不上嘴。细分析一番它的气味，不就是羊膻吗？原来那只“三不像”便是非洲山羊。终于得空和摩尼卡讨论大山羊了，她说“可不是吗？那该死的羊能让你一公里外就知道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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