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的病在忙碌中加剧，却又被兴奋给忽略。到了上海，终于从医生那儿来了“禁声”的命令。她不可能从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话、一肚子故事要讲。再说，到了与全国观众面对面的除夕晚会上，她总不能哑着拜年。
这个疼痛的喉咙说出的几句话却给她带来那么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已闻知赴美的陈冲回来了，将与大家见面。于是电视机在年夜饭席间或席后打开了。
陈冲出现在银屏上，微笑着说：“我在美国留学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注意：这里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条“红腰带”。本来陈冲生性随和，最怕隆重仪式，最怕自己弄出个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这更精彩的话要讲，但她知道大年夜谁也不想听“报告”。人们渴望人之常情，渴望亲近家常。陈冲是在这种感悟下触发了以上的几句话。
不久出现于报端的批评使陈冲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长，五百字左右，口气却是不饶人的。
文章说：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我旅居美国四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年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责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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