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