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泪眼朦胧中看到现托鲁齐的朦胧泪眼，她明白导演完全与婉容同走了一遭心理历程，陈冲心里有道不出的感激：这是个多好的导演，这样苦苦地挖掘她，直至将她的才能全部掘出，全部展示。不用看样片，仅从导演的眼神中，陈冲已看见自己演戏的精确折射。这个精确的折射便形成导与演之间信赖的纽带。
“罢演”的陈冲此时坐在一间化妆室里，边回想边除却妆束。
拿不准自己是否太生硬、太任性了。对待这样—位拿艺术当天条的导演，她个人的利益以及一切保护她利益的纸面上的规定，她是否过分看重了呢？然而她明白自己并没有错：原则不应有弹性；一个《大班》就够她受了。
怎么办？拍摄因陈冲而僵在那里。她和导演中总得有人主动让步来打破僵局。非得我吗？她想到自己在声明“罢拍”时贝托鲁齐的震惊，她有一点不忍。她与他相处得始终融洽，合作一直那么顺心顺意，这一“罢演”，会伤害他的感情吗？而再一转念．她又感到委屈：为什么他就不想到这样做有违我的意愿和原则，有伤我的感情呢？
那天的拍摄计划由于陈冲的罢演而延误。贝托鲁齐非常焦急，因为每个延误都将影响日程和财金预算。
陈冲自视是个明事理的人。为了朋友情谊，她的所有原则并非毫无弹性。但她的让步必须在对方完全尊重她的原则的情形下。此时她则认为贝托鲁齐对她的这些原则不够尊重，对她本人的处境也不够体谅。《大班》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烦恼和压力，使她在把持这一类尺度时十分严谨。从《大班》之后，她意识到她仍有上亿的中国观众；她不能不顾忌他们的感情而一味迁就西方导演们。
是的，陈冲对裸露镜头过敏，她明白这是不太健全的表演心理。她同时明白自己是无法克服这“过敏症”的。
《大班》带来的舆论在国内哄起之后，有关陈冲的讹传可谓千般百种。人们说她“变洋了”，不再是中国人了。一次在北京紫禁城中，《末代皇帝》拍摄初期，一个较大的场面雇请了许多中国群众演员。当一群演太监的人见陈冲走近，存心提高嗓音说：“她现在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
陈冲一听便火了。她大声对那人说：“嘿，你他妈的才不会说中国话呢！”
“太临们”先是一愣，马上哄笑开来。那个人也窘住，瞠目结舌地瞪着陈冲。
陈冲大大方方从他们旁边走过。为自己的泼辣语言感到痛快。如此运用“国骂”，她是有目的的。那句话不仅中国味十足，并带着地道的老北京腔。意思是：怎么样，这句中国话你们听过瘾了吗？这比任何话都能驳斥你们的讹传吧？
这时的陈冲想：偏见与误解毕竟不那么悦人。她不可能走到任何一个误谈她的人群旁去澄清事实。存在的只好由它存在，但不能再为这类舆论添加任何素材。
这时传来话：贝托鲁齐要找她谈谈。
陈冲想：谈吧，我反正不会让步。她已换上平素便服。
好莱坞的演员们并不像陈冲这样怕贬性舆论。这类舆论往往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带来更大知名度。甚至有利用丑闻一说。陈冲却绝不愿与那样的演员为伍。她不想利用无论是褒是贬的舆论，她甚至惧怕舆论。当一些朋友感到舆论不公，却联名给《中报》写信声援她时，她谢绝了。她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是她下面一个精彩的角色，是婉容。电影若成功，婉容若成功比任何笔墨仗都将有力。正因为此，她绝不愿婉容蹈美美覆辙。
贝托鲁齐来讲和了。他自然不愿放弃陈冲。他尚记得有次在紫禁城拍宫中选美一场，忽然天不作美，来了场骤雨，大家忙哄散找地方避雨，贝托鲁齐便一头钻进孑然停泊的一顶轿子里。里面是扮成婉容的陈冲。
“嗨，Joan！”
陈冲让出一块地方容他坐下。贝托鲁齐于是便谈起他对婉容第一个亮相的预期。
陈冲边听边补充道：婉容从轿中探脸时的神情应是好奇的，探询的，转而为洞察的，有宿命感的。仅仅几秒钟的一个镜头，假如不把这么多微妙因素糅进去，婉容的第一个扣观众心弦的机会便失去了，陈冲还与贝托鲁齐谈到，婉容该是美丽的，然而她出现，她的悲剧潜笔便开始了。她十七岁的美丽，便是悲剧式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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