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中有这样两行对话——
问：“这个乔伊是什么人？”
答：“她是本州最美丽的女人。”
陈冲此时面临的挑战是能否演出这个“美”。得承认比她美的女子大有人在。她要演出比容貌更重要的美：美人的心理状态，美人的处世哲学，美人的姿态和神情。
陈冲在《双峰》中的角色并不重，她却从来没有“混”过戏。尤其和一个天赋极好，又极其用功的导演合作，她对自己仅有的几句台词总是反复掂量，有时一句台词就够她推敲出十来种讲法，不顺口的词，她便自己调色打磨。
大卫林区对陈冲在表演上的探索是完全洞察的。这个每天要在一家固定的咖啡铺消磨一个早晨，一口气灌进七八杯咖啡的导演总是在一张餐巾纸上写满他的创作构想。他往往懂得每个演员的试图，他往往在你试图达到一种高度却又力不能及时助你一把。
陈冲对人不止一次地说：“可贵的就是他懂得我在朝哪个方向探索，探索什么，然后他帮我完成这个探索。似乎他比我更清楚我想演到什么程度。”
《双峰》中，陈冲以一个不重大的角色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乔伊是个绝难混同于任何美国银幕形象的人物。她令人爱、恨、怜、惧；她以她极有限的出场展现了她的多侧面的人格。
“这个角色跟我本人的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陈冲在《双峰》获得轰动效应时说道：“她所做的事，她的行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做。甚至不能想象。幸运的是，我也不必去做那些事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不同意她的行为准则，但我仍爱她。演员应该有一种宽大为怀的懂得；懂得善善恶恶都是人性。不能够用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准绳去衡量你演的角色，那样会使角色限在很幼稚的‘好人·坏人’格局里。做一个演员，你必须深入到角色内心深处，站在她（他）的角度，为她（他）的行为找到情有可原之处。这样，你才能够演出人性；你不对这或善或恶的人性做审判，审判权留给观众。因此，我从头到尾都不认为乔伊是个坏女人。从扮演角色，到做人，我感到自己有了越来越广阔的懂得。懂得不是同情，也不是谴责，懂得是‘允许存在’——不管它与我多么相悖，都应该允许存在。艺术不是美德教育，不是劝善事业。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关观世音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对观音控诉他父亲，说父亲怎样鞭打他、虐待他，让他活不下去。他请求观音替他复仇，去杀那个暴虐的父亲。观音说：‘不，我不能够杀戮；我从不杀戮。不过你若去杀你的父亲，我是理解的。’报复和残杀是和观音的本性彻底相悖的，而观音具有这样广阔的懂得，对男孩的行为有彻底的体谅。演员也需要如此广阔的对于人性的懂得。”
记者们对陈冲的这番见识感到惊讶，并十分含蓄地表示了赞赏。他们归纳：“这就是乔伊这个小角色之所以不同凡响的缘由。”
几年过去了，人们仍谈起《双峰》，仍谈起乖戾美貌的乔伊以及她的扮演者陈冲。
“想去台湾拍片吗？”
“想啊！”陈冲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此的发问。
如果问为什么，她会被问住。为什么，她不完全答得出。陈冲生活中，不少“为什么”都是所答非所问地被答复了。说她情绪化，心血来潮，她都笑笑，表示认账。
也许是因为对台湾好奇。同是中国人，又不同的中国人，用陈冲自己的话说：“像一些从来捞不着见面的亲戚：特别想见，又有点怕见。”
也许是想在另一片中国国土上找一点宠爱、关怀和欣赏。也许只是像她自己说的：“出国这么多年，一直用美语演戏；转回头用中文谈台词，大概会觉得好新鲜？”
陈冲的想去台湾拍片的愿望一直因为种种缘故而不能实现。
首先是忙。《末代皇帝》之后，不喜欢社交的她开始收到各个国家重要人物的邀请。英国王子查尔斯和黛安娜公主邀请她和尊龙共进晚餐。另一次是接受法国前总理蓬皮杜夫人的邀请，去巴黎午宴。尽管这样的活动本身并不占去太多时间，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是颇耗时的。欧洲社会对服饰和场合的相符非常重视，穿戴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教养、身份，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主人的尊敬。因此陈冲必须花相当的时间订服饰和修饰发型。再就是这类活动总是会惹来大群大群的媒体，她必须做言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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