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检查了伤处，并不见伤口，只是一大块血肿。她的诊断是“问题不大”。
陈川说：“怎么会这么痛？”
陈冲想一会儿，跑到一家药房，买了一瓶“补血糖浆”，气喘吁吁跑回来，督促哥哥把它喝下去，她很有经验似的把道理讲给哥哥：“你看，你这里是内出血，所以我要给你好好地补血！”
哥哥听信了妹妹——因为实在没其他人可听信，便把糖浆喝了下去。
陈冲又翻抽屉，找出所有的肉票，决定全把它们用了，给陈川大补一场。糖浆和肉都补了进去，陈川的疼痛却有增无减，血肿也愈发可怕。
陈冲听见陈川夜里痛得直哭，也开始慌了。她找来一位邻居，那邻居一看便说：“很可能是骨折。”
医生的诊断果然是骨折。
医生看着这个把哥哥送来就诊的小姑娘，问：“你几岁了？¨
陈冲说：“九岁。”
医生对着消瘦的小兄妹瞪大了眼，又问：“你们家大人呢？”
陈冲答道：“五七干校。”
医生再次看看他俩，他们不仅瘦，而且面色黑黄，“那谁照看你俩的生活呢？”
陈冲说：“我。”
医生这一惊吃得可不小。不知该说什么，并且也明白说什么都不该。说“五七干校”胡闹、无人道、连个成年人都不允许留下，当然不可以。滥发同情、滥发批评都是要触犯某种“网”和“线”的。那么说孩子们的父母太忍心，太不负责？更不能。任何家长撇下自己的孩子都是出于绝对的无奈。
医生苦笑，叹气，替陈川打上了石膏。
陈川不再去少年体校锻炼了。陈冲留意哥哥脸上的阴沉，她懂得这次不是因为疼痛。她知道哥哥心情不好的原因。
“哥哥，要是你不去锻炼，会被淘汰的，是吧？”
陈川不吱声。他一向比妹妹话少。
“淘汰是件很可怕的事。”陈冲又说。
少年体校也好，少年宫绘画组也好，对少年们都是一种保障——将来可以凭一技之长不下农村。陈川迷恋画画，他可以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西郊公园去画动物写生。而参加少体校的划船队，却不完全出于兴趣。是为了那个保障——假如他能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插队落户就可被免除了。
陈冲完全懂此刻的陈川。她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淘汰你——你应该坚持锻炼！要我是你，我肯定照样去锻炼，肯定不让他们淘汰我！”
陈川知道妹妹的好强和倔强，“淘汰”这样的字眼她绝不可能接受。然而带伤锻炼是困难而疼痛的，陈川咬牙坚持。他不想让妹妹失望。
母亲从干校回来时，兄妹二人都明显地瘦了许多。陈川的胳膊尚打着石膏，陈冲的满嘴牙齿化脓，腮上一边鼓一个大包。
母亲心疼得泪汪汪。
听说陈川骨折后仍在妹妹怂恿下天天去体校锻炼，母亲吓坏了，斥责陈冲“瞎做主张”、“出馊主意”。她马上把陈川领到医院，而那位骨科大夫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全长好了！幸亏你坚持活动。”
母亲意外极了。
陈冲的牙病却很费了一番周折。牙周的脓肿已相当严重。牙科大夫摇着头：“哎呀小姑娘，怎么可以嘴里嚼着饼干就睡觉了呢？……”
母亲不语，满心疚痛。兄妹俩人的信上从未提过他们吃的这些苦。九岁当家的女儿从未抱怨过一句日子的艰难与孤单，这么个懂事、刚强、从不怨艾的小女儿。
母亲守在牙医的椅子边。陈冲一声不吭，疼得厉害时只是将身体耸一耸，偷觑一眼母亲。
母亲的疚痛还因为她能给孩子们的实在太少。她和丈夫的工资都不高（医学院教师都属于中薪阶级），家里被一次次洗劫后，生活水准更是逐渐下降。她也常想为女儿添置些衣服——毕竟是个女孩子，并是个长相那么可爱的女孩子，但她不得不打消念头。有次她为陈川买了套新衣，是套草绿的仿军装：陈川把它穿上身时，陈冲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哥哥，神色有嫉妒，有委屈，更多的是对顿时神气起来的哥哥的欣赏。
妈妈注意到女儿，轻声对她说：“等哥哥穿不下了，就是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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