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马上笑了。似乎她已有了预定的所有权。从此她便盯上了陈川，见他弄脏了膝盖和袖口，她会心疼地叮嘱：“你穿得小心些呀！别把它穿脏了呀！”
有时陈川和男孩子们去玩球，或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陈冲会对哥哥嚷：“今天你不用穿这么新的衣服！你穿那套旧的吧！不然钩破了怎么办？”
还有些时候陈冲嫌哥哥长得不够快，生怕这套军装不等他穿小就被他穿坏了。
母亲在这种时候总是边笑边感到心里不是味。
还记得那些个冬天的早晨。陈冲不肯起床，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还没决定穿哪件衣服去上学。”
母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说：“你一共只有两件衣裳！”
陈冲便躺在那里自语：“军装、小娃娃装——我穿哪件呢？”
“好啦，只有两件！”妈妈说。
“你说我穿哪件？军装，还是小娃娃装？”陈冲真的像是颇伤脑筋地做选择。似乎仅仅这两件就够她享受这种选择的快乐，抑或选择的为难。
她却从来没主动向母亲提出买新衣的要求。一个多么宽宏、体贴的女儿。母亲想着，将陈冲从牙科椅上扶下来。她已痛得满头大汗，嘴却严峻地抿着。
母亲在女儿的脸上看到一种虚弱，那是被疼痛消耗的。
护士们拍着陈冲的头，说：“这个孩子好，不哭。其他孩子一进这里就哭！”
陈冲仍是严峻地抿着嘴，礼貌地看她们一眼。
母亲雇了一辆三轮车。车上了马路，见陈冲仍是愣愣的，母亲悄声地对她说：“好了，现在没人了，你要哭就哭吧！”
陈冲这才“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怀抱：她放开喉咙，伏在母亲胸襟上哭得酣畅淋漓，直哭到母亲衬衫被她的涕泪濡湿一片。她似乎不只为治牙的疼痛而哭，母亲懂得，她泪水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元素。这一会儿，九岁的她不必刚强，不必独当一面了。
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到在美国餐馆里打工；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的奖台，这些年来的甜酸苦辣能装好几箱。
——陈冲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一九七五年，陈冲十四岁，被选中去扮演电影《井岗山》中的一个红军小战士。据说“上面”有指示：“这个红小鬼一定要新面孔！旧面孔我一个也不要！”这个“上面”是指谁，光语气也让人听明白了。
那时还是“江青同志”。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此开始挑选这张“新面孔”。漂亮的女孩不少，能歌善舞的更多，但面孔就是不那么新。经过近十年的“样板戏”模式教化，再新的面孔都带那么点“样板”味。个个有一脸正气，一双有神却无内容的大眼。还有提气、端架式、亮相。似乎十亿中国人都能踩出那几种熟透的锣鼓点。
新面孔该是怎样的？上影厂负责选演员的人们在看到这个叫陈冲的小姑娘时忽觉一股久违的新。首先他们注意到这个十四岁的女孩有双非常天真而善于表达的眼睛。
要表达什么？陈冲自己完全浑然。她是个绝对单纯与相当早熟的混合矛盾体。总觉得许许多多的精神和灵魂附着在她身上——《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安徒生的小人鱼、苔丝、简爱、艾丝米拉达……所有这些她读过的书中女主角，使她似乎另有一个世界；更丰富的一个世界。她并不明白自己心里偶尔有的不安分，便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表达欲。
学校的课程、优良成绩、好学生的评语，都逐渐使她感到乏味。她心底有个强烈的愿望——逃学。
她有点害怕自己是读书读坏了。怪不得爸爸妈妈不赞成她读那么多文学书籍。
从陈冲识字，她就爱躺在外婆的卧室。那里有许多小说，也正是它们要对陈冲想入非非的习惯负责。随着她的成长，她越来越长久地驻扎外婆的卧室，在那些书架上“开矿”。她读书像她吃东西。不讲究“相”的；怎么都可以读，趴着、站着、卧着，一本书眨眼便读掉一半，常常是惊慌地把剩下的书页数数，十分舍不得马上就读完它。
外婆一向在这方面娇纵陈冲。横竖是从外婆这里起的头；陈冲从话也说不清的时候就开始听她讲“安徒生”，“格林童话”。父母生怕孩子们滋长“白雪公主”中的“公主”概念，曾经用自制的童话连环画来替代安徒生。他们编出兔子、麻雀、熊的故事，画出一幅幅图案，装订成册，并标上定价，希望孩子的想象力能得到良好发育，又能避免“封、资、修”灌输。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踏上社会时，能与社会同步，能得到这个所谓“劳动人民”的社会的认同。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能抵消安徒生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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