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三个年轻女人一块，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三人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着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乳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
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水。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捺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陪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之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主编，杂态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
对于我爸爸和贺叔叔的这部重大合作，他们不断挑剔，提出修改建议。它足够我爸爸干到死。越写不完，我爸爸越是负疚。似乎是他延误了贺一骑的再次成功。有时我和已成了我继母的女生交换一个眼色：他坐在饭桌边背诵他写的一些自认为精彩的句子——他忘了这些句子他已对我们诵过许多遍了。他已用尽了才华，只靠还愿或还债的单纯愿望在拼凑字句。每一笔画都生生被挤压出来.偶尔挤压出、两个好句子，他念念不忘，以它们鼓舞自己，去继续挤压白己直至他或作品完结。一写八年，那一巴掌残留在他人格上的污渍，他只能这样去揩。友情只能这样存在下去，带着深沉的破裂。带着还清和不可能还清的债务。我爸爸盼望他和贺叔叔两清的那天：他忍受裂痕，却不必再忍受那淡淡的无耻。
也许很早很早，十一岁的我，在午夜的火车上，就有个秘密心愿。它那么秘密，连我白己都给它瞒住：若是贺叔叔在我这儿犯了罪过，我爸爸就得救了。
不知道。即便是，我也无意识，勾引这词在中文太反派了。
勾引，中文里它亦太单薄。最美的事物都不应单薄，都伴掺一点邪恶。否则美得不过瘾。玛丹娜的歌，海洛因。爱情也一样、深度和力度是从爱的副面来的，是从爱的阴影中来。我爱贺叔叔，因为我恨得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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