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们早已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国雇员身上尝到甜头。二十年代那位第一个走出唐人区进入洋人银行做经理的年轻人改变了华人不准受雇于唐人区之外的历史。我们本性不改地埋头苦干，像在最贫瘠的金矿上用淘箩淘金的中国人那样，以原始的手段聚起财富。我们的财富像灰尘那样增长，那样微薄地增长。辛勤和忍耐，串起了我们这五代黄面孔移民。
四十年代的那位第一个进入洋人芭蕾舞团跑龙套的女子呢？
六十年代那个宇航员呢？
我们同样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向他们的腹地、向他们的主流进入。三四十年代华人怯生生登上电梯，穿过走廊，敲开一个门，递上优异的学校的成绩，请求一个卑微的职位。我们呢，不再那样怯，目光平视，一嘴背诵好的英文，一身仅有的西服。得到了这个职位。我们看着耸立蔽日的高楼、茫茫的马路，想：又他妈的怎样呢？玩世不恭的笑出现在我们的眼睛和体态里：这就是五代人要争夺的位置，又怎样？仍是孤独，像第一个踏上美国海岸的中国人一样孤独。
并且没有了那般寻金子的热忱。没了那个对金子的祖祖辈辈的坚实信仰。尽管你们一无所有，你们是兴致勃勃的，那种不可泯灭的兴致我们不再有了。我们莫名其妙地沉郁，在所有目的达到后说：又怎样呢？这不妨碍我们进取和聚财敛富，但那股对生存的诚意，热忱在灭。
我们都会这样玩世不恭地笑（你看你永远不会），笑自己的辛勤，笑洋人的懒惰；笑自己的圆滑，笑洋人的虚伪；笑自己的节俭，笑洋人的“不会过”。笑自你开始的每一代华人移民的一本正经的愿望和努力，成功的，失败的。
我们没有了你们这些前辈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连反对种族歧视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和方向。种族歧视已被太多的形态掩饰，已变得太世故和微妙了。它形色如幻，一时无所不在，一时一无所在，不像你的时代，种族歧视就是一个追打中国人的恶棍形态，大勇这类人一抬眼便找到了他，几下便除掉了他。
我们不知该去除掉谁。我们没有愤怒和仇恨的发泄渠道。我们没有具体的敌对面。周围的白面孔干篇一律在微笑，那笑怎么都比追打进化许多。于是我们如此迷失。不这样玩世不恭地笑笑你还指望什么？
你看着我呲牙咧嘴，很不受看地笑。这笑你根本不认识。你不承认它也叫笑。它是在生存初期、中期都不会产生的笑。
好了，这不是我的故事。我已写了太多有关我的故事。我想看一看我故事的根：那些打工、留学、与洋人相处、异乡月亮方或圆的求证等等故事。
沙场的血褪色了。你听，一个好事的小报记者在那里打听：谁是那个美丽的妓女？
这一问不得了了。
海湾轮渡停在码头上，大勇和一帮梳辫子的男人上了船。
扶桑(45)戴一顶洋妇人的帽子，帽沿一圈网纱遮到下巴颏。她嘴脸上的伤给纱网朦胧掉了。马车上的一路，她已换好衣裳，梳起头。大勇叫人把铁链子从她身上拿开时说：现在我闻不出你身上的干净气味了。
船隔成两等，上一等归白种人。
大勇坐下，所有人便也跟着坐下。男人们瞄着扶桑(45)在网纱后面的嘴唇。
大勇身边不止坐着扶桑(45)，还坐着狗、鹦鹉、首饰匣。他不时向这几件宠物投一瞥目光。当他见到男人们往扶桑(45)身上瞟来瞟去，他得意地叹口气：是宠物就不该单单被一人宠。
船开之前上来十五六个白种人，说上等舱太冷，他们只好来忍受下等舱。
你们中国佬全坐那边去！一个四十岁的汉子说。梳辫子的男人们一齐看着大勇。
大勇笑眯眯打量这一帮子。他们是退伍兵，其中一些上海过。这是一帮在任何地方瞅机会就拿中国人开个心的人。每人至少欠中国人三拳头。
大勇说：我数了。
意思是，我们寡不敌众。
于是船舱中央被空出来，一头中国佬，一头白鬼。
两边都各谈各的话。两边都为对方侥幸：对方正撞在自己最好的心情上。
两边在维护自己好心情的同时维持着船舱中间地带的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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