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当。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四处，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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