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着我聘得起吗？”
“找一个不太贵的。高兴说她有律师朋友，收费可以看情形而定。说不定你出去以后还真成了一个记者。”
董丹再度笑了笑。主持人现在已经熟悉，董丹微笑代表的是不同意。他已经对他的微笑不耐烦。看来要让董丹开口说出实情十分困难。
“你从来不想成为记者？”
“刚开始的时候想，后来就不想了。”
“为什么？”
“太费劲。”
“你是指要去帮那些假药宣传什么的？还是说，为了登文章，你老得找一些权势人物帮你？”
“不是找，是求。”
高兴告诉主持人，那个重要人物甚至连报导看都没看就决定帮他，这让董丹颇为沮丧。他根本不必读他的文章，他根本无所谓他怎么写的。他不过就漫不经心地伸手对着某份报纸一指，事情就办成了，虽然在最后的版本中一些句子还是被删掉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并不晓得在这个国家里，想要报导一些真相竟有这么困难？”
“是没想到。我从前以为，如果别人说的你都不相信，报纸说的总可以相信吧。他们总是报导真相的。”
主持人注意到这只宴会虫在回答刚才的问题时偷偷打了一个呵欠。昨晚他一定没睡什么觉。彻夜的审问对这只虫来说，一定很难熬。
“我过去以为，那些记者每天吃得跟皇上似的，是最走运的一帮孙子。我第一次去参加酒宴，我就不停地吃，吃得我都喘不上气来了。所以我心里想，如果能天天吃到这样的东西，叫我干嘛都值。别说让我假冒记者，叫我假冒一只狗都行。那些菜——简直没法说！”
主持人看见董丹微微抬着头，眼光投向他身后的某一点，落在墙上红色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字迹上。董丹此刻的眼睛是少年人的，放纵于浪漫梦想与冒险。这是一只充满热情的宴会虫。有人竟然对食物能狂爱至此，令主持人顿生恶感。
“可那是寄生虫的生活。”
“没错。”
“人应该像只虫一样活着吗？”
“不应该。”
“打算痛改前非？”
“嗯。”
“相信你能改，去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在监狱里争取读出个学位。”
他看见董丹神色黯淡下来，摇摇头微笑。他一直在摇头和微笑。主持人猜想他或许想说而没说出口的是：“为了吃付出这样的代价太高了。”他还是一只很傲慢的寄生虫呢。
“你妻子对你的被捕作何反应？”
“她没什么。碰上什么事她都没事。我刚带她来北京，她就发现了我不像自己吹的那样，挺趁钱。有一回她帮我洗衣服，从我裤子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条，是我们厂会计室每月从我薪水中扣钱的收据。我向工厂预支工资，寄回家，债都欠了好几年了。这些她都当没事，没有跟我闹。”
“你是因为带她去混吃暴露的，你妻子懊悔这点吗？”
“她悔的就是不能天天看到我。”
“她等得了七年吗？”
“嗯。”
“这么肯定？”
董丹点头微笑。这次微笑的意思是不同的。
“她还很年轻，是吧？”
“二十四。”
“你比她大十岁？”
“啊。不过她倒像个小妈似的，所有的事都照应得挺好。再说，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被关进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做妈的都是怎么样对待孩子，天下的妈都有点疯，她们相信自己孩子犯错都有原因。孩子就是她们的命，所以你不能跟她们说她们的命一无是处，一钱不值，说了她们也不信。这就是我媳妇儿，一个小妈。不管我是当上了总统还是成了囚犯，她待我没有什么不同。”
主持人盯着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完全听懂了董丹的话。
“你的文章发表，她高兴吗？”
“高兴，不过她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是去访问她，她会愿意吗？”
“那你得问她，看她愿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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