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打消了顾虑，连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也为“皇军”的宽宏大量和体贴民情所感化，医科学院的学生翟维新出任桃花坞“亲善医院”的院长，宋诗芩在方明珠兼任校长的“亲善小学”服务，担任教务主任。
对方索瓦这样的人，松冈大佐自然是要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比夏侯舒城更有个性，更像个激进的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政治不满，对于国家政权失望。一句话说到底，方索瓦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他为“皇军”效劳，既有思想基础，又有行为依据。
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着他到古井坊里喝茶。在古井坊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舒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陆安州中日亲善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武兼备，前程不可估量。
夏侯舒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地说，“久仰久仰，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
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倒也坦然，说，“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
见面情况总的看来比较融洽，但进入到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
通过方索瓦同夏侯舒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
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在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用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陆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儿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当着松冈的面，夏侯舒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舒城说，“方索瓦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公允的。”
方索瓦说，“可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庐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一万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十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
松冈微笑插话，“是有这么回事。”
方索瓦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八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失利不是偶然的。”
夏侯舒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啊？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舒城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天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重铸。”
夏侯舒城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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