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地绾接了一段历史。时至今日，很多缠绕处已经松脱、脆腐，因此显得特别简约或特别晦涩。到佛罗伦萨旅游，就是在一个楼空物非的家族院落里，与历史捉迷藏。
唯一能够抓到手的，倒是那些艺术家。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塞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瞇瞇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哪怕是指挥交通。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暨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女儿出于对父亲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凭着这一切，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费迪南二世这种唯一性的评价，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围啄，是鸡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即便让他指挥交通，也心甘情愿。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一位科学家当然不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它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描述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酷著称于史，动不动就把一批在宗教观念上有“异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觉得比火刑柱更恶劣的是普及了一种人格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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