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他天真的善良，但从学术水平来看，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缺少逻辑深度，显得比较空泛。他在理论上比较显出功力的部分是对人类困境的分析，这在他的思想结构中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因为他认为爱是人类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唯一生路。
他说，人类的困境产生于人的自然归向与理性归向之间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远有一种发自天籁的冲动，耳边永远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呼唤，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了，回归只是一种向往，或是一种设计。这样一来，理性也就很难讨人喜欢，时时成为一种压抑天性的痛苦力量。总之，人类既苦于自然又苦于理性，恍惚其间孤立无援，甚至引起一系列病态人格，与健康告别。唯一能化解这种困境的只有一个字：爱。
弗洛姆认为，爱是什么的问题可暂时搁置一下，人们需要警觉的是没有爱将会如何。这种反证法正是他立论的聪明之处，而且由于每个人都体验过缺少爱的孤独，看到过离开爱以后的病态，这种反证法对广大读者有切身的说服力。我想，《爱的艺术》畅销，部分原因是书名，部分原因是这种反证。
一位高层哲学家的书成了畅销书，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还不很习惯。其实，要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说得深奥难解很容易，而反过来，要把一个深奥难解的问题说得简单明了就很不容易，需要支付高昂的时间代价和学术代价。近几百年来欧洲文化为了从经院释放到民间做了多种试验和努力，与此相反，本来侧重于人间情理的中国文化却有一部分走了相反的方向，由顺畅退缩到拗口，由通达退缩到生涩，由响亮退缩到嗫嚅，由开阔退缩到狭窄，我想这正如弗洛姆所说，陷入了一种“病态人格”。文化最需要谋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终原因是博爱。
昂诺威的空间概念总是怪异的。
英国有个汉诺威王朝。那是由于两国联姻，阴错阳差，汉诺威王室的公子成了英国国王，结果两国共享一个元首，而且代代继承。这事直到英国与中国打鸦片战争前不久纔结束。
德国统一后，汉诺威作为工业基地，既频频地输出侵略工具又屡屡遭受毁灭性打击，据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成为盟军空袭目标，市中心原有数万居民，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蜷缩在防空洞里存活下来。一种强蛮的空间欲望一旦失控，就有可能转化为最狭隘又最危险的小空间，真可谓盈缩无常。
汉诺威从防空洞钻出来后又遇到英国，但这次它与英国的关系与以前大不一样了，有点尴尬。英国占领军旧情未泯，想给废墟中的汉诺威带来一点什么，便在一家工厂的旧址举办工业博览会，没想到这一个点子渐渐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业。现在，汉诺威博览会已成为世界各主干企业发展趋向的重要坐标。我已来过多次，每次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车潮向那里集中，又从那里出发，心想，这座城市还在做空间盈缩的文章，只不过这次真正做漂亮了。
汉诺威王朝之于英国，是一种古典政治的渡海传奇；汉诺威废墟之于盟军，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血火恩仇；汉诺威博览会之于世界，则是全球化经济理念的骄傲凯旋。
由此，汉诺威成了一个极有弹性的感性意象。
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德国馆，进门像一个雕塑工场，横七竖八地放着几十个毛坯伟人，有的完成了一半，有的接近于完成，定睛一看都是德国人。墙上还有长长的留言牌，恳请世界各国观众写上还应补上的人名，当然也应该是德国人。
这么多雕像即使没有完成也能被外国参观者一眼认出，即使不好好排列也气势夺人，这种看似自贬的方式，实在是一种既聪明又大胆的构思，蕴含着无须言表的民族骄傲。
这种骄傲竟以那么谦和的声调吐出：全部名单尚未确定，一切伟大都还没有完成。这便是德国馆的序言。
德国馆的主厅，展示各州遴选出来的对人类文明作出过贡献的人，但作为形象化的展览一定需要有实物，于是，我们看到了马丁·路德布道的那个讲台，十六世纪的雕木护栏苍老而光滑，用现代的金属护栏围在四周，让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仰视一个重要的精神转折点。
作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要比胡斯深厚，因为当时他已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也比胡斯幸运，受到德国诸侯保护。
与胡斯近似的是，马丁·路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亲自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实际上也规范了德语教学，把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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