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逐渐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格局——他自己的处境仿佛很好，而他周围的亲人朋友们却处境不好。他觉得自己这样夹在当中是很不自在的。罗力姑公和方越小叔犯事的时候，他已经很懂事了，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必须被专政的理由。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受的教育，是要让他成为这个专政中的重要一员，而这恰恰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为他自己心里萌生的反叛的种子而痛苦。爷爷说，不要急，到乡下去好好读书，我们会有办法的。要学会在惶恐面前做一个哑巴。
爷爷一点也不陈腐，他有他的并没有被打断了的一贯的生活信仰，这是得茶的生活总有所依赖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是比得放要幸福的。得放除了外在强制浇灌的精神营养之外，没有别的营养来源。得放的爷爷和得茶的爷爷不一样，嘉平爷爷也老了，但有一颗年轻的心，他狂热地放弃了许多以往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后来他再想捡起，却已经残缺不齐了。
得茶在进人江南大学之前，良港文化中的杭州老和山遗址、水田皈遗址以及湖州的钱山漾遗址都已经挖掘过了，当时已在学校教书的杨真，曾邀请嘉和兄弟去观看一部分出上文物，这杭家的两兄弟便带上了得茶。即使是在这样纯粹的学术活动中，他们的关注热点也大不相同：杨真和嘉平更关心的是这个文化遗存所反映出来的阶级状况：等级、分配、权柄、战争与宗教等；而得茶和他的爷爷一样，被出土的黑陶、玉器、石器强烈地震撼了。杭得茶第一次知道了一些称呼：壁、环、琼、磺-…·这些造型奇特的青黄白三色的玉器，使他心潮澎湃，那年他刚上高三。回家的路上，他一声不吭，突然跺脚站定，对嘉和说：“也不晓得那张茶桌现在在哪里了？”嘉和看看他，推着他往家走，一边说：“在哪里都一样的。”得茶说：“我真想把它再背回来啊。”
一切的犹疑，那些在选择未来的过程中的失意访惶，至此基然而止。得茶是从美切人史学的，从对美的茫然无知的蒙昧状态中突然觉醒了——首先是狂热地热爱一切古老的美的东西，再慢慢地分辨真伪，然后，再从那美中对应而看到丑。第一次目睹良清玉球上的兽面神像时，他激动得发呆，激动得害怕别人看到他的激动，美使他眼眶潮湿了。他真的不明白，美好的事物怎么竟然能使人落泪。
因为那种神秘的感觉——那种使他全身震颤、目瞪口呆、神情恍馆的感觉太强大了，太不可解释了，他进人了对一切神秘的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和玄想。他秉性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批判力的人，即便具有洞察力，并非看不到假丑恶，但他的心灵不由自主地更趋向于对世界上一切真善美的赞美和认同。在他成长的丰满期与成熟期中，爷爷的对细节的优雅关注、杨真先生的对事物的批判能力，甚至后来的吴坤的年轻的锐气和进取心，都给他海绵般正在努力吸收着生活养分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感染。这些原本仿佛来自外面的东西，有的已经渗入他的内部，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有的则和他本人进行着长期的有时不乏激烈的冲突、消化或者排斥，进行着日复一日的艰难的磨合。
他逐渐成了一个在人们眼里多少有些怪痪的人，比如不随大流，有时却又很极端，做一些别出心裁的决定，比如他所选择的专业方向，实在说不出名堂，暂时也只能归类在经济史中。大学毕业那年，他一个人跑到良请附近安溪乡的太平山下，考证一个古墓，他断定它是北宋科学家沈括之墓。这个写了《梦溪笔谈｝｝的大科学家给他一种启示：正史之外的杂史未必比正史不重要。也就是在这时候，他决定以研究食货等民间生活习俗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他的毕业论文也很怪，《陆羽生卒年考》，详细论证了这位公元八世纪的古代茶圣的出生与逝世的年代。当时系里有领导就曾经跟他谈过，说他外语好，选择国际共运史更合适，他们劝他再作考虑。他想了想说，他已经决定了，不用再作考虑。
1966年夏天的杭得茶，从情感上他是绝不适应，从理论上他也是无法接受那种狂飘式的变革：周围的人们都在仇恨和千方百计地学会仇恨，甚至于他本人也学会了抽象的仇恨：仇恨帝修反，仇恨地富反坏右，仇恨阶级敌人。然而，只要想起一个具体的人，比如想起远古时代人们磨打着玉壁的手，盛唐时代一双正在凝视着茶器中碗花的眼睛，或者直到今天还放在他桌上相片夹中的那个刚刚相识的女子的受难般的玉颈，他就心潮起伏，久难平静。他的那种内在的激动和外部生活的狂热，如两股平行着的山路，有时也交叉，但大多时候都是各顾各地在自己的精神坡面上攀登。而正是在那样一个灵魂双重攀登的早晨，他离开过杭城，又进行了一次精神的特殊漫游。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王旭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