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已经住在没有沙尘的岛上了。
也舍不得换那片玻璃，将它当成了一场美丽生活的回忆。我们就在岛上迷迷糊糊的开着它，直到有一天，邻居说要买一辆旧车给大儿子去开。他，看中了我们的。
我舍不得，虽然开出的价格十分引诱人。
“换啦！”荷西说。我看看他，不讲话。
“都那么多公里了，还不换，以后再也没有人出这种价格了。”
我终于答应了，看了一辆新车，又是白色的。那时候，正是失业的开始，我们居然很乐观的去换了一辆车。
当那个买主来牵他的马儿时，我将这匹带给我们夫妇巨大幸福的好马，里里外外都清洁了一遍。它走的时候，我跑到屋子里去，不想看它离开。
没过几天，撒哈拉的汽车牌照被新主人换成加纳利岛上的了。我急急的往邻居车库中跑，怕他将旧牌照丢掉。“拿去吧！我没有丢。”邻居说。
我抱着车牌回来，将它擦了一遍，然后挂在车房里。
这两三年来，那种属于我们第一匹马儿的汽车也开始进口台湾了。我特地跑去看了一看车型，走出来时，发觉自己站在台湾的土地上，那种“恍如一梦”的感触，很深、也很迷茫。
特别注意那种进口车的广告——写得不够引人。我心里默想，这个进口商怎么那么不明白，在中国，第一个用这种车子去跑沙漠的人就是我。厂商找了些不相干的人去打广告，有什么说服力呢？
而他们，是不会看见这篇文章的——因为生意人不看书的占大多数。所以，我就不把这种好性能、好本事、好耐力的汽车名字讲出来。
二十年前出国的时候，一个女友交在我手中三只扎成一团的牛铃。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什么人看重乡土的东西。还记得，当年的台北也没有成衣卖。要衣服穿，就得去洋裁店。拿着剪好的料子，坐在小板凳上翻那一本本美国杂志，看中了的款式，就请裁缝给做，而钮扣，也得自己去城里配。那是一个相当崇洋的时代，也因为，那时台湾有的东西不多。当我接过照片左方的那一串牛铃时，问女友哪里弄来的，她说是乡下拿来的东西，要我带着它走。摇摇那串铃，它们响得并不清脆，好似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一碰它们，就咯咯的响上那么一会儿。
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把它带了许多年，搁在箱子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丈夫发觉了这串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形，将这三个铃，穿在钥匙圈上，从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居住的地区一向风大，那些铃啊，不停的乱响，听着只觉吵闹。不如没风的地方，偶尔有风吹来，细细碎碎的洒下一些音符，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
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比咳嗽还要难听，就只有挂着当装饰，并不去听它们。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奈及利亚，在那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当时，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赖帐不给，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心疼丈夫，反面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那一阵，两个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后常常抱头痛哭，不知前途在哪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
这个故事，写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说中去，好像集在《温柔的夜》这本书里，在此不再重复了。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来，给了我照片右方那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我坐在帐子里，接过这双铃，也不想去摇它们，只是漠漠然。
丈夫对我说：“听听它们有多好，你听——。”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那一声微小的铃声，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一丝又一丝余音，绕着心房打转。方要没了，丈夫又轻轻一晃，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入谷的神音，听着、听着，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将胸口那堵住的墙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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