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么说，这只美瓮，还是当成性命一样宝爱着，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学蔡志忠，将它送给任何人。
蔡志忠，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当那一大纸盒的旧锅圆盘加上一个几近焦黑的大茶壶在桃园中正机场海关打开时，检验的那位先生与我都笑个不停。那次的行李里衣服只有三件，有的全是这些脏手的东西。
去了两夜三天的香港，有事去的，时间不够逛街，一面吃着叉烧包一面挤空档过海。什么百货公司都没去，就在那条高高低低石阶的古董街上跑。淘古董的游客也多，太多美丽的老东西——当然有些也是贵的。我爱便宜的老东西，它们不会因价格而不美，这完全见仁见智。
回台已是夜间了，父亲找出擦铜油来，恰好那日吴璧人妹妹也来家里，于是我们对着一堆焦黑的东西，用力擦啊！一面擦一面笑，说着：“当心！当心！别擦太亮了。”擦出一盏灯来，母亲一看，说：“呀！是个五更灯嘛！”我以为她说“五斤灯”，顺口说：“哪有那么重，有五斤吗？”
这个灯下面的小门打开来，里面一个极小的铜油灯可以点着，油灯上面有一个浅凹的盘子放在中间，上面才是罩子。母亲说，当年外婆在宁波熬名贵的药材，就是用这种铜器，放在凹形的盆内小小一碗，要慢火熬到五更天，才能喝下去，因此得了个好听的名字。
我后来搬出母亲家，一个人在台北住一间小公寓，夜谈的好友来了，就点油灯，一谈给它谈到五更天，的确不负此灯。
这个灯，是七块港纸买下的，宝贝很厉害，“无价”之宝。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抵达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湾，那时在教书，星期一有课，我不愿请假，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调课，回来就是了。
是香港广播电台邀我去录音的，我的答应去，里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见金庸夫妇还有倪匡。电台说，抵达的晚上要请客，要些什么朋友趁此机会见见面呢？我不敢说他们请得到金庸，可是就算电台不请，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场好饭。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这场结缘的经过，因为未得查先生同意，写稿时夜已深了，不好打电话去吵扰，就此略过。让我放在心灵的深处每日感恩就是。
话说电台邀我去做访问，以为只是访一场，觉得又有飞机坐、又有旅馆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没有想到抵达机场，献花完毕之后，以为可以直赴旅馆休息打扮再工作，没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饭的时间在内，电台给我预排了结结实实六个不同单元的节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访问，怕的是那个比法文还要难的广东话。
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的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点点自由。”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何人的自由过，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息的，却为了我。“一小时也不行，对不起。”说完我就跑。
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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