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分，买这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的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图念书。开始胆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课，后来胆子大了，跑去选了“艺术欣赏”。在选这门课之前，我向注册部门打听又打听，讲好是不拿画笔的，只用眼睛去看画，然后，提出报告，就算数。这才放胆去上课了。那堂课，大概是二十个学生，除了一群美国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另外两个犹太人，一个叫阿雅拉，一个叫瑞恰，是以色列来的。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学，因为三个人合得来，就又选了同样的课。在“艺术欣赏”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那个女老师，只看她那纯美国式的衣着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着世界观的人，看书也相当狭窄。我猜，在美国著名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点也没看见。我就不喜欢她了。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且说出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就知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养。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兴的跟来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的争论。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我们经常争辩的原因是，彼此说出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可以争，只因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算是一种“贴画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着配个好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卖掉了一些画。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
当我小睡醒来的时候，发觉这辆小货车正行走在河床的乱石堆里。我坐起来看窗外，只见干干的河床前，绕着一条泥巴路。”
同去的朋友见我在后座撑起来，就说：“对不起，路这么颠，把你颠醒了。”
我问说：“我们在哪里？”他说在苗栗。
那一路，是由嘉义上来的，当天回台北。
我问这位朋友：“你的车子如果发不动了怎么办？”那时天色近晚，微雨，微寒，而我们的车，正在涉过一片水塘又一片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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