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得到时一共是五个，其中一个送给了一位通讯社的记者，另一个给了我的堂嫂沈曼，她在维也纳。
这种石像，光凭视觉是不够的，得远视，得近观，然后拿在手里，用触觉，用手指，慢慢品味线条优美的起伏，以及只有皮肤才能感觉出来的细微石块凹凸。
这三个石像，不能言传，只有自己用心体会。
深色鸟的眼睛比较死板了些，却板得不够拙，可是就线条来讲，在我，是摸不厌它们的。
还是说：是一个别人视为疯子的老大，在沙漠里的坟场中刻的，被我分了五个回来。
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的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业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回机票。为着丈夫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笔版税，使我结清了医院十二天的帐单有余。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于父母的。
医院说我一切健康，妇人出血原因很多，可是那次彻查并没有找到根源。等到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在出血，也就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一位好心的亲戚问我吃不吃中药，我心里挂念着孤单单又在失业的丈夫，哭着要赶回去，也没心慢慢吃什么中药了。
父母还是将我送去了朱士宗医师的诊所，我也不管什么出血不出血，就向朱伯伯讲：我没有时间吃药，我要赶回西班牙去。
朱伯伯说：“中药现在可以做成丸药了，你带了回去服，不必要留在台湾的。”
我拿了药丸后的第三天，就订了机票，那时候丈夫的来信已经一大叠了，才一个多月。
快信告诉他，要回去了，会有好大一包中药丸带着一同去，请丈夫安心。
等我回到那个荒凉的海边小屋去时，丈夫预备好了的就是照片中的那只大瓶子，说是洗了煮了好多遍，等着装小丸子呢。
那个青花瓶子，是以前西班牙老药房中放草药用的，一般市面上已经难求了。我问丈夫哪里来的，他说是我的西班牙药房听说有“中国药丸”会来，慷慨送给我们的，言下对中国药十分尊重与敬仰。
说也奇怪，那流了快一整年的血，就在每天三次必服的六十颗丸药的服治下，完全治愈了。谢谢朱伯伯。
这张照片上一共摆了四样小东西。
那么普通又不起眼的手链、老别针、坠子，值得拍出照片来吗？
我的看法是，就凭这几样东西来说，不值得。就故事来说，是值得的。
先来看看这条不说话的手链——Ｋ金的，上面两片红点。一小块红，是一幅瑞士的国旗、另一块，写着阿拉伯数字１３。
由这手链上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手链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个瑞士人，而且她是不信邪的。十三这个在一般西洋人认为不吉祥的数字，却被她挂在手上。
这条链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路斯，是一个瑞士人。
路斯不承认自己酗酒，事实上她根本已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发抖。
试着劝过几次；她不肯承认，只说喝得不多。酒这东西，其实我也极喜爱，可是很有节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去开玩笑。
当路斯从医生处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时，看她的神情，反而豁达了。对着任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总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当着人的面，给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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