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出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物。毋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获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鼓楼》原不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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